1978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由此拉开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大幕。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在农村相对较松、农民的贫困程度较城镇居民更甚这两大原因，导致农村成为中国改革的发轫之地。
农村的改革，最初是从改变人民公社的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体制入手的。通过实行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的方式，建立起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由于实行了农民欢迎的农业经营体制，再加上国家采取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对农业的资金和技术投入等政策措施，我国农业很快就有了很大发展。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8146亿斤，比1978年增产了2051亿斤，6年时间中，平均每年增长4.95％。此后，尽管年度之间粮食产量的波动不可避免，但始终保持着不断增产的趋势。1996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登上1万亿斤台阶，人均拥有粮食首次突破800斤，为828.8斤。进入21世纪，我国粮食生产从2004年到2012年连续9年增产，2011年粮食产量首次登上1.1万亿斤台阶，人均拥有粮食850.4斤；2012年，粮食总产量达11792亿斤，人均拥有粮食超过870斤。与此同时，其他主要农产品产量也有极大增长。以2012年与1978年相比，油料产量增长了5.59倍，棉花产量增长了2.15倍，糖料产量增长了4.66倍，水果产量增长了35.62倍，水产品产量增长了11.69倍。2012年的蔬菜产量比1995年增长了1.76倍；2012年的肉类和奶类产量，分别比1996年增长了82.97％和4.26倍。应该说，农村改革以来的三十多年，我国农业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粮食产量增长了93.45％，其他各类重要农产品的产量更是成倍乃至成十倍地增长，我国人民的温饱问题由此得到了基本解决。
但近年来，我国农业也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矛盾的挑战。概括起来，主要矛盾表现在三大方面。
第一，粮食和其他重要农产品的供求出现了新矛盾。近年来，一方面我国粮食连年增产，而另一方面却是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进口数量连创新高。这显示出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我国农产品出现了供给增长速度赶不上需求增长速度的新矛盾。2012年，我国进口粮食（含大豆）8025万吨，扣除出口，净进口量为7233万吨；此外，还进口食用植物油845万吨，棉花513万吨，食糖375万吨，肉类及畜禽杂碎222万吨，奶制品107万吨。据有关专家测算，如按我国农业的生产水平计，上述进口的农作物产品数量，已相当于利用了境外6亿—7亿亩农作物的播种面积。而正常年景下，我国每年的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约为24亿多亩。我国人多地少，充分利用国际农业资源和国际农产品市场，对于缓解我国的人口资源压力不无益处。但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对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保持较高的自给率，又是确保国家粮食和经济安全的必然要求。如何解决好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的粮食安全和其他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问题，显然是事关全局而不能掉以轻心的重大问题。
第二，农业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显。农业发展离不开科技进步、离不开增加使用各类矿物质肥料和化石能源，但这同时也增加了生态被破坏、环境被污染的可能性。我国的化肥施用量，1978年时为884万吨，到2012年已增加到5838.8万吨，33年增长了560.50％，年均增长5.71％，远快于同期粮食产量年均增长1.96％的速度。同时，各种农药和动植物生长激素也在农业生产中被广泛使用。加上各类工矿企业向农村排放的污染物、农民生活的废弃物等成倍增加，使得农村耕地和水体的被污染程度明显加重，由此也导致了农产食品的安全性风险被大幅度提高。事实已经证明，单纯为提高农产品产量而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对食品安全的保证，农业将只能走向穷途末路。因此，我国的农业，已经走到了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刻。
第三，农业比较效益的低下使农民务农的积极性下降。改革以来，是我国农民收入增长较快的时期。1978年时，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仅为134元，而2012年已经达到了7917元。但一方面，相对于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而言，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却明显大于改革之前；另一方面，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比重在不断下降。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家庭经营的收入占75.56％，2000年降为63.34％，而2012年进一步降为44.63％。如果扣除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中来自非农业的部分，农民来自农业的人均纯收入仅为1/3左右，而来自种植业的人均纯收入，2012年为2107元，仅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6.61％。不难想象，当来自农业（种植业）的纯收入仅占人均纯收入的1/4略强时，多数农民会怎样看待农业（种植业）？他们会把自身增收的重点放到何处？由此可见，我国农业的经营体系已经到了非创新不可的关键时刻。但制约我国农业经营体系创新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为关键的，还是农民向城镇和非农产业的转移、农产品的价格水平、国家对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