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安插自己和同志，谢和赓想了不少办法。他深知李宗仁、白崇禧需要了解各种政治势力的情报，便先找政训处少将处长刘世衡，向他推荐两个能搞到中共情报的人，这就是刘仲容和刘仲华。刘世衡求之不得，就拉上平时与白家关系很好的潘宜之去白崇禧那说情，结果一说就通，很快刘仲华就被调到李宗仁身边，担任李宗仁办公室上校参议，刘仲容被调到白崇禧身边，担任白崇禧办公室任上校参议。他们两人每月领200元薪水，但可以不坐班，没有上下班时间，只在外面联络各党各派著名人物，收集有关情报。这些党派中当然包括了共产党，收集的情报当然包括共产党的情报，所以他们接触共产党也是在完成任务。这一切，为谢和赓传送情报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白崇禧和李宗仁对谢和赓极为信任，许多重要事情交由他去办理。南京沦陷后，李宗仁到徐州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经常晚上与白崇禧通电话。有时谈到重要事情，他们往往会用代号或代名词。如他们用“钱先生”代指共产党，用“赵小姐”代指蒋介石，用“李娘”代指汪精卫等。可别以为谢和赓听不明白，其实这些代号都是由白崇禧的机要参谋刘维周和机要秘书谢和赓共同拟定的。防人之心不可无，在谈到特别机密的事情时，李、白两人干脆就用桂林的方言交谈，外地人自然听不懂他们的土话，但对谢和赓来说却不成问题。
都是白崇禧的红人，谢和赓与刘维周经常打交道。为了从他那获取有用的情报，谢和赓常常有意识与他套近乎。白崇禧与李宗仁交谈时，一般由刘维周负责作记录，偶尔也会让谢和赓来记录。刘维周也深知，谢和赓是李、白两位长官信赖的人，也就对他没有更多的防范。谢和赓借帮助刘维周整理记录稿的机会，掌握了桂系高层不少情报。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撤离武汉后，李克农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后，谢和赓也随白崇禧在桂林行营工作。中共南方局指示，谢和赓仍由李克农单线联系。为了确保安全，由当时在白崇禧身边负责对外联络工作的刘仲容作为谢和赓与李克农之间的秘密联络人。
1938年秋，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以副总参谋长身份兼桂林行营主任。这时，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部开始迁往湖北襄樊，桂系面临人事变动。谢和赓在白崇禧身边干了这么久，获得了桂系特别是白崇禧的高度信任，为中共潜伏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十分关注谢和赓在白崇禧身边的位置，曾不止一次地嘱咐李克农必须做好谢和赓的保密安全工作，并让李克农转告谢和赓：“无论怎样，也要跟在白崇禧身边。”
通过打探获悉，桂系并没有换动谢和赓职位的意思，但李宗仁有意带刘仲容前往湖北。获悉此事后，李克农立即指示刘仲容、谢和赓利用李、白即将分手，正在安排人事的机会，请白崇禧的亲信刘士毅出面，让白崇禧将刘仲容留在桂林行营工作。谢和赓按照李克农指示，建议白崇禧“留住刘仲容这个人才”。白崇禧久知刘仲容的才华和为人，经与李宗仁协商，任命他为桂林行营参议，负责行营对外联络工作。李克农主持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后，周恩来指示李克农继续与谢和赓保持单线联系。李克农正式通知刘仲容：利用负责行营对外联络的便利及白崇禧委任的公开身份，充当李克农与谢和赓之间的秘密联络员。除了在公开场合接触外，还可以进行秘密来往。面对广西复杂的斗争环境，李克农十分担心谢和赓与刘仲容的安全，经常提醒他们遇事要冷静沉着，保持高度警惕。当他获知刘仲容身边无枪时，特地送给他一支左轮手枪，以备防身之用。刘仲容与谢和赓联络，总是非常秘密，所以一直没被桂系情报机关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