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年底，长安镇最大的台资鞋厂倒闭了，老板突然人间蒸发，剩下两千多名工人索薪无门。也许很多长安人还记得那时的场景：已经入冬了，数百个愤怒的工人走上长安的街头，他们聚集在自己曾经工作的厂子门口，签名、按手印，要求政府偿还契约终止金。街上有防暴警察警惕布阵。冬天的东莞并没有想象中温暖，工人身上蒸腾出白色的热气，倒让人恍惚想到当年铁西区倒闭，众多工人下岗时的无助茫然。
这件事以政府垫付七百万拖欠的工资结束，但这结局远远称不上“皆大欢喜”。对打工者来说，每个月将近三千块的工资，虽然谈不上什么梦想成真，也几乎没有任何或创业成功或点石成金的机会，但与家乡种田收入结合，二一添作五地齐心戮力过日子，倒也值得背井离乡。
工厂倒闭，令他们不得不被打成原形，回到家乡。坚守下来的那些人，也许在工作机会上能守得云开，可需要忍受的隔阂与不公却无法修复。
前两年，长安镇封闭了一条路。那条路叫做铜古上路，附近有公园和小学。有许多打工者在附近租房，人们去公园，家长送孩子上学，一般都会走这条路。
有一天，路口设立了治安岗亭，岗亭上贴了一张通知：“外来车辆及人员禁行。”岗亭里也有治安员，拦住企图穿行的外地人，告之这条路本地人可走，外地人（打工者）禁止通行。社区区委会的解释是维护治安，但封路的隐喻却呼之欲出，让人心寒，外地打工者被屏蔽、被隔离、被禁止通行的，是这里的文化、娱乐以及教育。库切写过一部反种族隔离的小说，叫做《等待野蛮人》，假设了一个无时空限制的帝国，在它荒凉的边境小镇，有一天传来了消息，说首都已经注意到边境线附近的野蛮人正在联合起来，对帝国形成了眼中的威胁。所谓野蛮人，所谓的敌人，其实不过是一些世代生活于边境的游牧民族而已。帝国却挑起了一场不存在的战争，搜捕危险敌人，并且扩大了战争的规模。
相对于野蛮人，帝国自视为文明的象征。库切这样形容帝国的矛盾：“它注定要在历史中再现一个反历史角色。帝国的意识就是：如何确保政权的长治久安，避免分崩离析。一方面，他们处心积虑地搜捕宿敌，到处布下他们的鹰犬；另一方面，则以灾难滋养自己的想象：城邦凋敝、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千里赤地。”
帝国充满了臆想症，为自己塑造出无中生有的敌人。最后，不存在的野蛮人真的来了，他们开始反击，开始骚扰着边境各处。帝国士兵们逃亡腹地，而边境小镇则越发荒凉。
宜居不易居的长安，在乌托邦般的布景下，酝酿着隔离、不公、歧视的紧张氛围。敌我矛盾变成人民与人民的隔阂，而地点就在城市内部。
今年6月份，广州新塘，打工的四川人和本地人发生矛盾，发生聚众事件。从歌唱比赛只得了亚军的女孩，到棍棒相向的本省人与外省人，让人生出有些老套的感慨：野蛮人并不是等来的，而是被制造的。
2011年8月
附记：
这篇文章是去了东莞长安写的。
文章发出来之后，被一些长安本地人攻击，说某些一代外来打工者已经和当地人融合得很好，其乐融融，共创繁荣。
我承认自己对长安走马观花地观览，结论当然是片面的。不过我认为文中所描述的这种危机依然存在。乡村人迁往城市，为了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不只指金钱；更重要的，是改变身份的欲望。农村人到城市里来谋生，和挺着大肚子瞒过签证官、一定要把孩子生在美国的中国人一样，是为了孩子有和自己不一样的人生，享受比自己更多的权利，更好的机会，更大的公平，更可靠的安全感。
外来打工者为了这些希望，承受着不公平与漠视，然而，希望也往往不能顺遂。他们是大多数，他们生活在我们的视线边缘，在旅游地图以外，在电视镜头不会拍摄到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