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专与教会作对的伏尔泰同样会赞颂中国政府的理性治理和儒教的孝顺教育，放大了中国美好的一面，目的正是攻击天主教会、法王路易十四和欧洲专制制度。中国就这样成为欧洲你死我活的对立势力各取所需的工具。史景迁认为，西方人对中国发生的历史真相根本无动于衷，他们既不会对清朝灭亡也不会对共产党掌权的复杂原因真正感兴趣，他们往往是在极度不安的情况下开始想象中国的，只要有一部分可以为己所用，就可随时歪曲。那些对文化前途感到失望，对自身处境身怀不安和焦虑的作家才会转过来描写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以便为自己找到一条精神出路或退路。十七世纪“中国故事”的弥漫，正好与欧洲三十年战争期间人们对现状的不满、政治分裂加剧、暴虐横行的年代相契合。十八世纪对中国统治方式的研求又与西人探索政府合理组织形式的欲望贴合在了一起。
可惜的是，面对西方想象的自我游戏，我们却时常出现莫名其妙的过度反应。或因某个洋人信口乱夸一句而沾沾自喜，比如习惯陶醉于那有名的讹传，说某个洋人在宇宙飞船上唯一看到的地球建筑物就是长城。或者因西人揭了某些中国人的短处就大骂洋鬼子别有用心，或干脆胡乱扣上一顶帽子，曰欧洲中心主义。其实，本来中国就是人家烹调西洋文化大餐的佐料，当不得主料的，是否能成配料还得看人家的心情，这点我们本该有点自知之明。既然人家做菜，我们旁观，就不必在旁指手画脚，义愤填膺，味道好坏完全与我们无关，因为它适合的正是西人的口味。
在我看来，洋人夸我们的话不必当真，贬损咱们的观点倒是应该认真对待。比如明恩溥那本太过流行的《中国人的特性》，里面列出了中国人二十七种“国民性”一一加以分析，如果加上被删去的十四种，一半以上都不算是好话。如说中国人缺乏时间观念没有精确的习惯，好误解人意，缺少信用，好名利，因循保守，不会保存古迹等，如仔细掂量，这些概括未必没说到点子上，却常被批为“国民性神话”。
目前有一种倾向，好像西人一开口谈中国，便统统被自动归类为“欧洲人的虚构”，是为西方的历史观或现实观服务的。那个出生在中东的美国教授萨义德的话一旦被滥用到极端，打造成斥骂西人误解东方的金科玉律，就会出问题。道理很简单，如果按照某些“后殖民”专家的逻辑，当有人指责上海世博会上国人随地吐痰时，我们不但不应以此为耻，反而应该坚决回应说，按照“后殖民”理论，你这是对中国人的污蔑，吐痰既是国粹，吐痰自然有理，一切被痛骂为不卫生的行为其实都是古国习惯的一部分，应该发扬光大，谁骂这种行为谁就是“东方主义”的走狗，至此，民族主义的自豪感肯定油然而生，不久之后，中国城市就会慢慢复原为“故国圣地”，终于如“后殖民”们所愿，变成一个个大型垃圾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