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性想象里的中国腔调
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因为说了一句刺激中国文人的话在国内突然变得很有名，他说，“当代中国文学统统都是垃圾。”不排除翻译可能不够准确，所以造成了误解，可这句话掀起的波澜却也误打误撞，让顾彬成了名人。这几年，顾彬也许心甘情愿，也许故意制造委屈假象，也许内心偷着乐地疲于奔命般游走于中德之间，每次他驾临演讲的内容似乎都围绕着这个容易刺激起中国作家悲愤记忆的话题，甚至对媒体的各种歪曲报道也乐此不疲地回应。间或他还会突然卖个关子说，中国当代诗歌还是不错的，于是又引来一阵无端的猜测。每遭新一轮痛骂，顾彬的名气人气就会随之升级一格。其实顾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成的博士论文《中国文人的自然观》倒是老实本分，中规中矩，就学术成就而言已属成功，只因长期默默无闻，才逼出他今天的高调复出，声名鹊起，俨然一次成功的形象公关。顾彬多年前在北大发表演讲后出版的一个小册子，同样时有惊世骇俗之语，值得品鉴玩味一番。这本书名为《关于“异”的研究》，探讨德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知。
顾彬发现，十八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人看待东方的言论中充满了各种“性暗示”。他揣测，德国男人被自己的社会蹂躏过久，显得自卑猥琐，必须通过对东方女人的征服找回自信重振雄风。那些风风火火排队穿梭于中西之间的旅人，就是一帮“性压抑”无法宣泄，总想寻找东方美人消遣泄欲的无聊分子。军事征服和领土占领由此罩上了一层玫瑰般的性意味。二十世纪初在中国行医的法国人种学家和文学家西格兰曾经写了一篇名为《雷内·莱斯》的小说。故事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夜，小说的同名主人公据说在皇宫中和中国皇后上了床，附带把那些为清廷卖命的义和拳师揶揄了一通，说他们打了半天教堂却连国母的贞操都守不住，实在是白忙活了。我们只要读一读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评论就会觉得大开眼界，那评论大意是说，侵入中国犹如侵入女人的身体，女体变成了中国的隐喻，且看如下这段：“他们直抵‘内城’，中央的心脏——较之心脏更准确的说法，直抵它的床上……这是对于一九○○年对使团的攻击的多么大的报复！他攻占和制服了为皇帝所深锁着的心——那缠绕着三四条腰带的人物，那不可征服者！她是帝国之母，是千秋万代尊奉的女人。”换言之，在宫廷内对中国“国母”的诱奸变成了征服异族的另一种性感刺激的宣泄，如此想象中国不可谓不痛快！不可谓不另类！
雷内·莱斯与中国皇后的性爱故事从此变成了一种隐喻，仿佛到中国旅行的西方人都染上了探访异国女人的激情冲动。异国女人成为神秘、性感、邪恶而又危险的感知对象。到中国旅行意味着回归到另一种原始状态，回到青春发育期，旅行是清理欧洲人从孩提到成年的历史，是对野性而纯净风气的向往。这让我想起了爱默生，他也曾把中国比喻为阴性的国家，似乎时刻等待着西人的性征服。
顾彬貌似猎奇的论述实际上有一个严肃的背景，那就是欧洲人对工业文明初兴时的普遍倦怠心理。比如卢梭就厌倦欧洲工业化的风气，开始觉得异国神秘莫测的朦胧气氛极易让人浮想联翩，犹如嗅到了乡村泥土的熟悉味道，激起久被资产阶级生活压抑的原始性渴望，可惜这气味已无法在欧洲嗅到，必须跑到异国才能体会。卢梭对东方的性幻想蔓延开来，发散到西方各类探访中国的旅行记中，似乎都慢慢隐约透露出浓重的性意识。但沉溺对异国女人的“性爱”之中毕竟是危险的，诗人席勒在《杜兰朵》一剧中刻画的美人形象都是没有人性的，被称为“嗜血美人”，西方舞台上到处充斥着的都是杜兰朵、莎乐美、克里奥佩特拉等性感但又危险的东方女人形象，她们可以凭借自己的阴毒美貌魅惑男人，操控他们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