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我们从小受到过太多的“正义”教育，国民党坏，共产党好，国民党军队坏，解放军好。非黑即白，非朱即墨。是非的边界像刀刻在心里的纹身，似乎终身都涂抹不掉。龙应台提供的“人道”药水似乎可以擦洗掉心灵被“纹身”的耻痛。但我以为，龙应台的“炮灰论”让失败和胜利者并排站立，然后让他们相互煽情地搂搂抱抱，用“人道”的眼泪黏合剂把他们强行粘在一起，这当然让两岸的政治家和民众听着受用，有皆大欢喜的催泪效果，但对那些笔下的小人物而言，却又等于是把他们统统抛回到生存的虚无中，恰恰遮蔽了历史发生的线索和真实原因，也可能恰恰给发动战争者一个开脱自己的理由。对牺牲价值高低的确认永远都会是见仁见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努力去厘清牺牲付出的缘由和区分信仰不同的价值所付出的代价。
大陆学者杨奎松曾经惊讶于黄仁宇的糊涂，在他看来，曾写出《万历十五年》这种杰作，那样睿智的一个人，居然会以一个传闻断定共产党的酷虐，而不深究士兵出生入死的动因。黄仁宇曾从一个军官的口中听说，东北四平战役解放军士兵构成密集方队，完全不守军事规则，在机关枪密度极大的扇面扫射下，成排成排冒死冲锋，尸体堆叠狼藉。他于是断定出林彪的残忍和共产党的无情。当然还有关于林彪的那个著名传说：当手下报来伤亡数字时，林彪的回答是，我不听数字，只要结果。杨奎松想问的一个问题是，林彪队伍中有不少新入伍的士兵，他们没经过多少训练就上了战场，何以却表现得毫无胆怯异常生猛。龙应台没有想到，也许正是这些玩命扑向枪眼的士兵，某些人刚刚分得了土地，他们是在以血肉捍卫刚刚获得的利益。即使他们以“炮灰”的面目出现，背后也有千千万万个土改的身影在晃动，正是“民气”的飙升，才使得连枪都没摸过多少时间的新兵蛋子能不顾生死地疯狂鏖战，这些绝非简单的“炮灰论”所能解释。至于土改中的过火虐杀行为，则是另一个层面需要反思的问题了。
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龙应台引用了陈毅的一句话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手推车推出来的，并详细描述了百万民工为战胜国民党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但她笔锋一转，突然岔出去大写了一通日军逼迫民工从事各种劳役的惨状。这又是一种典型的炮灰历史观，即所有民众在战争中的付出都是等值的，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的虚妄举动。为国民党军干活，为解放军打仗，为日寇监工，统统是炮灰、可怜虫，是随意可被历史抹去的符号。
我们这个世界从来不缺乏从失败者的角度回望历史的作品，我曾经看过一部描写二战结束前后意大利抵抗组织和法西斯政府做最后决斗的影片，中文翻译成《成王败寇》，似乎颇有深意。影片从失败者的视角观察，其中战胜者的无良行为和战败者的卑微无奈被刻画得入木三分。但影片并没有用和解的庸俗笔法让双方假惺惺地拥抱在一起，而是让战争切割出的伤口继续流血，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历史在各自陈述存在的理由，没有丝毫“炮灰论”的影子。
当然，对“炮灰论”的指控并不意味着我们要遁回到所谓以“正义论”作支架的老历史观中去，或苟且回到非黑即白的史观里继续做傻子，更不用说我们数十年中形成了多少以正义为名的谎言，让本可益智的历史变成了傻子都不肯做的所谓“学问”。近些年史学界掀起了“眼光向下”运动，一时间，倾听民众自己的声音，关注民众自我表达的呼声甚嚣尘上，结果是，在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情况下，不但民众自己不愿意说出内心的苦楚，他们的声音也从来没有在历史中被完整地显现过，“底层史学”最终变成了专家自恋的游戏。
历史从来都是由“英雄”书写的，我根本不相信“民众创造历史”这种鬼话，历史永远是大人物在指手画脚地规划，民众按照地图的线索去卖力实施。但大人物不可能一点不顾及小人物的诉求和命运，因为历史地图上的内容还须由密如蛛蚁的他们去填充。如果“英雄”执意我行我素，就难免被民众所唾弃，所以“正义”的获得永远是妥协博弈的结果，民众可能是棋盘上的棋子，却不是简单的愚民和炮灰。其实，这种悲欢离合的煽情叙事可能像琼瑶剧一样刺激泪腺，像膨化食品一样口感酥脆，若要提升思考力度和判断力的话，还是读点儿别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