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战公主好威严
京戏《武家坡》里有两句戏词:“两军阵前遇代战,代战公主好威严。”说的是薛平贵从军别窑到西凉,阵前巧遇番女,那番女模样俊俏,武艺超群,害得薛先锋不但输了这阵,还憋屈地唱道,“她把我擒下了马雕鞍”,丢尽了汉将的威仪。亏他还敢面对苦守寒窑十八年的王宝钏,絮絮叨叨地承认自己蒙番王不斩,梅开二度做了番邦驸马。令人不解的是,聊起这段往事,那薛郎脸上竟未露丝毫愧色,甚至还暗藏着些许得意。
面对这段艳情,胡兰成在《山河岁月》里评道,中国人向来对异族有爱好,戏里皆把番女说成很可佩服。又如民间戏里,大都同情妖怪,不同情正神。唯有如此,中国礼教之邦才能不是个笨重凝固的世界,却一草一木皆泼辣新鲜。胡氏的这番议论颇可在戏文中得到些印证。除薛平贵外,汉军小将似乎艳遇频频,似乎不少人在武艺不济、阵前被擒后,纷纷大受番女青睐。多数时候,还都是女子主动投怀送抱,如《四郎探母》中的杨四郎之于铁镜公主,《刀劈三关》中雷鸣之于百花公主。不少白脸小将还“不忠不孝”,仿佛个个好色成瘾,排着队争当那番邦的倒插门女婿,让人好生奇怪。对此戏文八卦,这里暂且按下不表,先单说说胡兰成的史观。
胡兰成文字优雅精致,为人虽被讥为鄙陋不堪,不过其偶发的史论有时倒也有趣,如他骂史家迷信考古资料是不能就已知求未知,反而因未知把已知的东西给否定了,是很不划算的。地下考古学原是补充文字之用,却不能仅凭地下的盆盆罐罐抹杀文字的真实,因古物出土,若有当然有,若无却未必无,甲骨占卜有时当不得真。他举例说,如毛泽东在延安居住穴室,千年后地下考古若单凭晋陕北部的出土文物,难道亦可断定中华民国还是穴居时代不成?语气里透出被共军剿灭后的那股不服输的酸腐醋劲,但道理并不亏。
胡氏史观的核心在于,了解历史的前提是对一器一皿要有一种“情意”在,“情意”这说法有点软,有点飘,有些暧昧,但对习惯了僵硬史观训诫的人倒感清新如风,可以清洗一下脑中的灰尘。若只会整理史料、分类古物,那不过是技术,像刘姥姥见了自鸣钟,只知其会走会敲,有字有面而已,怡红院里的光阴她还是不晓得。这种议论能戳到刻板史家的痛处,划出些血痕来。因为庸史只在历史外面鼓噪呐喊,而不知治史要自己能生在历史里,要对大如打天下、小如街头巷尾的喜怒哀乐,情遍慧遍,才为良史。
怀揣这份对历史的“情意”,再观戏文里表现汉番夷夏之间发生的种种艳遇,当会有些不同的感觉。汉人自古以来就不是纯种,殷人是汉人与淮夷的杂交,楚人是荆淮一带汉人与三苗杂居而成,西北早就出现过汉人戎狄的混合部族。汉人的边界不但随时移动,汉夷的界线历来也不那么分明。“炎黄子孙”的称呼不但可疑,“华夏族”是否应以汉人为主命名也顿成疑问。因为汉人的成分是不断增减的,其他民族不断渗入,导致血统根脉日益模糊。雍正皇帝审湖南边地跑出来造反的小乡绅曾静,就贬损他比自己这个满人还不懂汉人历史沿革。雍正举例说,你满口儒家,没注意孟子说舜是东夷、文王是西夷吗?所谓汉人血统的源头,其实都是“夷”,没什么此疆彼界的分别,满人拿了天下根本和血统没什么关系,而是拥有了“德”,凭什么被汉人辱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