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是“杂种”在唐朝已不是什么秘密。唐朝开国皇帝的身体里流淌着胡人的血液也几乎成了常识，所以唐朝不重血统，不看是胡还是汉，只看谁的文化厉害，能够调和各民族的共存繁荣，真是一个大国自信的表现。大国的雍容由此贯穿下来，历千年而不变。现如今韩国有人称李白是朝鲜人，我们也不过会莞尔一笑，没工夫计较，心里只是想想，好像没听说过李白写出过朝文诗句，这事就过去了。李白出生地还有一解，据说哈萨克斯坦也有他的“出生证据”。其实，李白的人种鉴定哪里有这般重要，所有的鉴定结果绝逃不出中国各族相互熏染磨合的大局。
再看历史上，凡是老想着把汉人与夷狄的界线画得分分明明、制造互相仇视的时期，一定是个不自信与国土萎缩的年代。如宋代与辽金对峙，明代与瓦剌、满洲的纠结，往往是中原政权疆域窄小，军力羸弱，屡战屡败。力越弱嘴越硬，大谈汉人血脉的纯正，描写北人必定是“胡虏南来”“夷氛遮天”，满嘴溜出的口气全是不屑，早失了大唐的雍容气象。诡异的是，这套思维被晚清革命党挪用，变成了反满的利器。连当代小孩子的脑子里都留下了后遗症，因为课本里写着，岳飞是汉人的民族英雄。可见当下史观鼓吹的种种，境界有时还抵不过一个雍正皇帝，或一纸戏文。
宋代武力贫弱的远源可追踪到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文人掌权，没有兵威，拢不住军心。大宋的武力虽然不行，但武将个个文气逼人，形象儒雅端正，想想大概还是能成事的。这个想法投射到文艺界，会发现宋代军人武艺太差，往往连一个番邦女将都摆不平，但却个个讨得女人缘。以至于在明代的话本小说里，慢慢形成了一系偶像派定式，一律白袍儒将装束，雅致如杨家将里巡营的杨六郎，或大帐里手捧兵书的岳武穆。记得儿时迷上《说岳全传》连环画，岳飞一出场一定是银盔银甲素罗袍，脚蹬的战靴、胯下的骏马都是偶像特有，专门定制，更改不得。他麾下战将如杨家将后人杨再兴出征的扮相，也一定类似这套行头。这个偶像系列还可以倒推上去，《三国》里的赵子龙，《隋唐演义》里的罗成、秦叔宝，大体都应是这副打扮。以至于前些年香港上映电影《见龙卸甲》，让刘德华版的赵子龙戴上了一顶二战时的英式头盔，这不伦不类的扮相立刻招来赵将军粉丝的一顿痛扁。我想，骂者中一定有人在追索儿时连环画的记忆。
儒将遇番女的艳情故事，大多由明人编出，我的看法是，面对满洲压境的现状，明代文人想起当年宋人武力衰弱的往事，肯定有点兔死狐悲的感伤，所以话本里才造出那一厢情愿的画面，“番邦靓女”总会爱上那“白袍俊将”，明明是一交手就被擒，还硬说蛮女就爱柔弱郎，哭着喊着非他莫嫁，由此，戏曲中渐渐形成一系窝囊透顶的军人群像。关键是，这帮小将不光打仗不行，还不忠不孝，骗财骗色。《四郎探母》当年被禁，正是因为四郎投了番邦，当了“汉奸”，现在民族大融合，倒是没人再提这事了。若严究起来，四郎不但违犯军规，还停妻再娶，跟“悔婚男儿招东床”的陈世美区别也不大。不过人家反省错误的态度不错，偷偷跑回来探营，哭哭啼啼地拜娘，大家心一软，也就忽略了这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