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回礼,巴菲特也会把凯瑟琳带到一些具有文化里程碑意义的地方去,比如位于新贝德福德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纺织厂等地方。“他想让我去看看。”凯瑟琳说。她把巴菲特当作“最贴心的朋友”,不论是私人的还是生意上的事情,都常向巴菲特征询意见。在某种程度上,巴菲特也成了凯瑟琳孩子的叔叔。他至少每个月会去华盛顿一次,在凯瑟琳家的客房留一些换洗的衣服,连巴菲特的孩子们都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
在一次采访中,凯瑟琳说:“我还很年轻(巴菲特进入董事会时她正好57 岁),所以会有人感觉不爽。”不过这句话并没有激起关于她私情的谣言。汤姆·墨菲也曾专门拜访过巴菲特,她戒备地说:“谁要是说我利用他的话,那可是件令人不快的事。”
巴菲特有很多不同寻常的女性朋友,包括《财富》杂志的作家卡罗尔·卢米斯、鲁斯·芒克莫尔、芭芭拉·莫罗等。芭芭拉·莫罗认为他是位“女权主义者”,因为他总是平等地对待女性。她说:“巴菲特对女性很有人情味。”在巴菲特身上,还有一种现在男性身上已经不太常见的侠骨柔情。
巴菲特有这么多女性朋友,苏珊不仅不吃醋,还感到很轻松。有人提醒她,巴菲特把那么多时间都花在了华盛顿,苏珊却面无一点儿难堪,大方地回答说,她对事物外在的形式并不感兴趣,只看重内心的纯净。(巴菲特夫妇在华盛顿时,他们两个人都住在凯瑟琳家。)
但是,到了20 世纪70 年代中期,巴菲特家的生活让人感觉有些失去凝聚力了。苏珊之前把很多时间用来照顾巴菲特,她对一个朋友说,现在她也想多为自己的事奔忙了。她积极投身于一个挽救当地高中的项目之中,由于种族问题,这所高中的学生流失现象十分严重。她也开始独自外出旅行。显然,她对巴菲特的工作了无兴趣。彼得是最后一个还留在家里的孩子,他发现这个家已经变得越来越散了。爸爸经常待在华盛顿,妈妈似乎总要外出,彼得只好经常自己弄饭吃。
巴菲特意识到,像自己一样,妻子的生活中也需要有《华盛顿邮报》这样一个重心。他们谈到了快要成人的孩子们,巴菲特说道:“苏珊,你就像一个工作了23 年之后又丢掉了饭碗的人,现在你打算做些什么呢?”
苏珊的梦想是当一名歌手。家里人对此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巴菲特在工作时,苏珊总是一边哼歌一边在家里走来走去。如今,她有了一些自由的时间,就自己创作一些曲子,和当地一个名叫“鲍勃·埃德森三人组”的乐队一起合作,在一些私人聚会上表演。每当想起要公开演出时,她总是有些忐忑不安,但巴菲特给了她坚定的支持,告诉她如果现在因为胆怯就退缩的话,那么迟早有一天她会后悔的。1975 年,在一位名叫尤妮·德内伯格的朋友的帮助下,苏珊克服了恐惧心理,出现在位于奥马哈郊区的一家名叫“蒸汽动力”的夜总会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