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如果在过去几十年不断扩张的大企业的地位相对安全，考虑到它们惊人的增长速度，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经济成分（企业和产业）处于稳定地带，它们不会招聘和解聘太多员工；在稳定地带之外，处于发展（新兴企业）、增长（成功企业）和萎缩（失败企业）地带的经济成分会越来越少。如图10–1所示，1989~2007年出现了就业破坏的下降趋势，越来越多的员工安全地处于大型老牌企业的保护中，美国经济似乎进入了冰冻状态！在同一时期，就业创造也出现同样的下降趋势，越来越少的劳动力人口进入或离开新兴企业、成功企业和失败企业。简而言之，美国释放出员工流动率不断下降的信号，这是经济活跃程度下降的典型标志。
上述政府活动说明，曾经被视为促进社会繁荣和发展的政府角色出现了腐败趋势。1830~1930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工程项目和干预措施都是出于对资源和生产率的古典主义的考虑：修建运河和横跨大陆的铁路、购买路易斯安那、兴办公立学校等。后来把注意力扩大到产业界，如给工人、债权人和投资者提供保护等。当时没有旨在稳定或调整消费的措施和干预，如给私人保险提供补充的社会保险项目。随着俾斯麦时期社团主义政府概念的复兴，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改变。到20世纪40年代末，各种类型的社会保险制度已经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建立起来：养老保险和残疾保险（美国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美国的退休医疗保险），以及失业保险等较小的项目。到60年代末，各种类型的社会扶助项目层出不穷：为穷人的医疗需求（美国的医疗补助计划）、食物需求（食品券）和住房需求提供各种补贴。欧洲国家所说的“社会模式”是实现医疗的社会化，采用公立医院、由政府雇用医生的办法；而美国的模式则是把医疗服务完全社团化，通过各种措施监管服务、限制价格，为私人医生和私立医院提供报销服务。如今，这些社会项目全都过分膨胀，混乱不堪。
几乎没人知道这些社会福利项目的巨大规模。在社会开支方面，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确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到1990年，欧盟21国政府的社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20.5%，而美国只有13.5%。美国此后逐渐缩小了这方面的差距，而德国和瑞典却在2003~2007年压缩了社会开支。2000年，欧盟的支出占比为21.5%，美国提高到14.5%； 2007年，欧盟为22.0%，美国已达16.2%； 2012年，由于失业救助力度的加大，双方的支出都有所提高，分别达到24.1%和19.5%。美国的社会支出水平如今已非常高，接近全国可支配收入的1/2，在可支配收入中与非工资收入（红利、利息收入、财产利润和土地收入）的份额接近。因此，美国人从所谓的社会财富中获得的收入已经和从私人财富中获得的收入相当。此外，社会财富带来的收益几乎不用缴税，而私人财富带来的收入却不能享受这种待遇。
在美国和法国（还有其他一两个国家，但程度稍轻），社会福利支出还将快速攀升。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大量人口达到退休年龄后，将大大增加社会保障和退休医疗保险的年度支出需求。而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退休之后并没有大量的劳动力补充进来。因此，或迟或早，政府必须通过增税应付这两项支出，通过削减政府的“随意”支出项目转移资金的做法将不再可行。这样一来，可支配收入将减少，福利收入会压倒工作收入。金融学家玛丽·米克尔（Mary Meeker）通过研究发现，美国人福利权利的折现价值在2010年年底已达66万亿美元，相当于可支配收入的569%，远远超过约10万亿美元的公共债务总额。社会财富总额也超过了美国私人财富的总额。官方数据显示，2011年中期家庭净财富约为60万亿美元，相当于可支配收入的517%，其中资产为74万亿美元，负债为14万亿美元。因此，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社会福利系统与欧洲的社会模式相比还差得多，但实际上已非常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