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经济中群体现象的兴起，人们或许会认为群体的支持会增强安全感，而感到安全的人会愿意冒险、创新。然而，群体的运转也可能导致人们更加不愿意失去群体利益，例如收入水平和雇佣状态。
除上述的新价值观外，某些传统价值观也开始复兴，从另外一个方向破坏经济活力。例如，重新关注家庭价值观的风潮给企业增加了压力，允许员工在家办公，目前很多员工也的确获得了这种权利。大批员工离开办公室肯定会减少员工之间的交流，这不但会弱化远距离办公员工的创新能力，也同样会影响留在办公室的人。这不仅仅是猜测。一篇头版的新闻报道就描述说，雅虎公司近年来在家办公的员工比例增加到令人担忧的程度，以至于新任公司负责人玛丽萨·迈耶（Marissa Mayer）在2012年大胆采取行动，把在家办公的员工请回了办公室。
总之，现代价值观依然可贵，依然有利于丰富生活和个人成长，这是本书倡导的主题的基础，而本书的主题是，草根活力和自主创新必须成为每个有能力做到的国家的发展目标！传统价值观并不都是有害的，一个能够包容现代价值观和部分传统价值观的社会才能开创创新生活。
政府和经济的更广泛联系
“左”翼和右翼对政府角色都提出了批评：政府的行动远远超出了弥补市场失灵和纠正经济不公的传统定位。政治家们利用政府权力分配利益，希望借此拉选票。政党接受来自公司、工会、政治基金和富裕个体的捐助，并为他们的特殊利益服务。在竞争选票和竞选经费的过程中，会出现某些经济上的低效和不公结果。然而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政府行为的政治化即便不会使静态的低效和不公现象恶化，也会使现代经济丧失部分活力。
社会上总是存在某些形式和某种程度的社团主义，它反映着政府同劳资双方的相互关系。但在目前，政府与产业经济的联系有了更大范围的拓展，其中很多发生在过去的10年。本书第六章回顾了美国社团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的发展，工会在当时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随着美国公司像钱德勒观察的那样逐步被中高层经理人掌控，工会在私营企业的势力有所减弱，但从那时起，工会的影响逐渐扩展到公共部门。第六章还回顾了始于50年代的社团主义的发展趋势，实力雄厚的公司对政府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动向被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看得清清楚楚，他在1963年的卸任演说中特别提到了“军事—工业复合体”的概念。
近年来出现的“国会—银行复合体”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任何集团。人们原本以为，政府的职能之一是监管银行，因此两者应该是一种对立关系。然而，银行和政治利益集团为了共同利益却达成了新协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之一是，银行持有大量美国政府债券。监管机构通常要求银行具备相应的资本金充足率，以免在资产价格出现轻微下跌时破产。政府债券并不是绝对安全的，政府可以破产，而且还没有破产法院保护债券持有人，但美国的银行持有的美国国债却没有相应的资本金要求，国际清算银行达成的多边协议也免除了所有银行持有各国主权债务的资本金要求。这给银行带来的巨大好处是节省了股本的资本成本。对政府的好处则是，债券发行价格可以提高（利率可以降低）。银行可以用持有政府债券节约的成本购买更多政府债券。政府也可以利用利率成本降低的好处销售更多的公共债务，以支撑越来越严重、越拖越久的财政赤字。可以获得更多更廉价的借款，这对各个政党的好处也显而易见：欧洲国家在2011~2012年挽救希腊债务危机的借款就直接送给了持有希腊债券的各家银行，以满足这些银行继续持有大量主权国家债券的愿望和能力。可是，给国债提供这样的特权对社会并没有任何好处，因为它会使产业部门的资本支出成本和创新项目的融资难度加大。劝诫和防止政府违约的干预措施则会破坏信贷市场的正常秩序，资金就会流入那些负债累累的国家，影响这些国家及其贸易及金融伙伴国的经济稳定性，加剧全球经济波动。对于风险已经很高的创新项目来说，这是沉重的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