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使已经成为过去式？”这个问题早在1984年便由埃尔默·普利施科提出，他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史学家，不过此领域如今已逐渐淡出人们的研究视野。普利施科指出，外交大使们作为首要国家代表的地位正受到侵蚀，“元凶”包括旅行的便捷和通信技术的提高，以及政府和他国公众直接沟通方式的增加。除此之外，民族国家剧增的影响也逐渐淡化，其中很多非常小的国家还各自有自己的外交人员部署。当然，所有这些转变只在普利施科提出疑问之后的30年里加速呈现。
关于外交衰退的观点并不新鲜。早在1962年，捷克侨民、学者约瑟夫·克贝尔，也是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的父亲，便撰文探讨过“外交的衰退”，认为外交行业里那些几个世纪发展起来的古老的价值标准和程式已经崩溃，比如谨慎、礼仪、耐心、对相关话题的博学以及对于过早曝光的避免。“现代的外交领域过于频繁地跨越这些传统外交的基本规则。”科贝尔写道，“而且让人遗憾的是，人们被迫相信，罪恶不能完全归因于它的共产主义成分。”除了这些传统价值判断的衰退，克贝尔指出，在峰会和国事访问等场合，政治家们常回避外交人员，因为过去的许多年中，国家首领甚至是大臣都很少出国访问。他还指出，一个民主的国家机制给其他国家呈现它们的说法创造了空间，即使其他国家并不等同回报，因此，苏联领导人能在美国媒体上发表观点，但美国人却不享有直接和苏联人民对话的权利。
如今，那些直接联系渠道已经演变得万千荟萃，包含了各式各样的政治、种族和宗教宣传组织，富裕移民社区代表它们的祖国或是移民代表他们所来到的国家做出的请愿，友好的新闻报道，报纸上的公关消息，文化或旅游组织主办的活动，有钱的律师和说客们的活动，以及源源不断的博客、论坛、广告及网络宣传。对某些国家来说，海外宣传的领先优势并不在使馆工作人员手中，而是在官方非政府组织那里，因为使馆里的那些人受协议和安全考虑的限制。官方非政府组织是什么？这是一个由政府组织的非政府机构：一个“仿冒的”实体，宣称是民间社会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受政府或其代理人的煽动、资助或者指挥。
就拿一个官方非政府组织为例，它坐落在一栋舒适安全的办公大楼，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靠近皇城的地方，这便是朝总联（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朝总联拥有约15万名会员，它服务于一个人数比它大几倍的族群。朝总联管理约60所学校，包括1所大学，它还拥有其他生意，包括银行和一些在日本非常有人气的柏青哥店的权益。而且这个组织还提供护照，这是因为朝鲜与日本未建立外交关系，朝总联实际上起着朝鲜驻东京大使馆的作用。在其管理的学校，它忠实推行着金正恩政权的意识形态。多年以来，朝鲜越发孤立，深陷贫穷，但朝总联一直在坚持着。它失去了朝鲜政府的直接资助，而且日本也取消了它的一些税收优惠。当它陷入债务危机时，日本前情报官员曾试图骗取其总部的信任。朝总联鼓励身在日本的朝鲜人保持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回避日本的机构，但得知日本法院裁定恢复其房屋所有权，它也非常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