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电影致力于保住我们用来理解自己的故事，用剪切复制式的技术对抗催生这些技术的数字时代，俨然是要原封不动地还原昨日的现实。举例来说，20世纪中期的卖座影片《阿甘正传》似乎试图借助从一个笨蛋视角讲述的20世纪的故事，对抗网络时代带来的某种中断。其导演罗伯特·泽米吉斯本来就因《回到未来》系列影片而名声大震，片中主人公能够回到过去改写历史。《阿甘正传》则再度尝试施展相同的修正主义者的魔法，通过一系列闪回处理，让观众们重新体验了一连串过去一个世纪中由电视所收录的历史场景，但全都神奇地将阿甘剪贴到了这些历史场景之中。于是，我们看到阿甘抗议越战，阿甘遇上约翰·列侬，甚至还有阿甘在接受约翰·肯尼迪总统会见时表示自己想去小便的场景。
正是因为欠缺警觉，阿甘每逢转折点仅凭运气就有不错的际遇。他茫然地在人生旅途上跌跌撞撞，却最终成为战争英雄和百万富翁，凭借的只是母亲教给他的那些优秀品质。而他身边那些看起来似乎对所处环境更有洞察力的人们，却在战争、艾滋病或其他天灾人祸面前逐个倒下。在影片传统的叙述结构中，阿甘活了下来，其他人则命运凄惨。影片用一盒巧克力重新诠释这种凌驾于叙事之上的人生的不可预测性：“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碰到什么口味的巧克力。”但这是一盒巧克力！也就是说，只要不跑到盒子以外充满锋利岩石和叮人蚊虫的真实世界，你总能得到一块巧克力。影片开头就表达得很清楚了：在一连串镜头里，一根羽毛随风舞动，被动地飞越一个完美小镇的屋顶，最终落到阿甘脚边。这要么是巧合，要么是天意。当然，决定羽毛移动路径的既不是运气也不是上帝之手，而是影片导演的意志，他利用电影技巧创造一连串情节。就像阿甘一样，我们这些观众也对特效、剪辑、画面叠加等为了让电影看起来天衣无缝且逼真而采用的技术手段毫不知情。而且，阿甘是如何处理羽毛的？他把羽毛放在一个用来收藏其他小零碎的旧盒子里。这种收纳方法就和其他情节一样，属于过于简化的叙事手法。
如果《阿甘正传》可以被视为捍卫叙事性世界观的作品，同样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昆汀·塔伦蒂诺的影片《低俗小说》或许正好相反。尽管可能重构了历史，但阿甘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二战”以来线性的历史之旅，而《低俗小说》则将各个时代的影像压缩成了一部独具风格的大杂烩。每一幕场景几乎都包含了不同时代的元素，比如20世纪40年代的西装、50年代的汽车、70年代的电话和90年代的复古夜总会，从而迫使观众放弃对线性历史的依附，转而接受一种将美国文化视为不同时代集大成者的观点，而这些年代本身可以被简化为一件皮衣或一种舞步等简单的意象。这部影片的叙事技巧也要求观众放弃那种在连贯的故事脉络中简单发展的剧情。情节并不按照顺序发生，死掉的角色还可以再度出现。一方面，我们感到困惑；另一方面，我们又得以获取新型的信息和意义。将有先后次序的事件重新排列可以突破线性叙事模式的限制，将原本不相邻的场景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在一个场景中看到有人杀了人，我们对其动机的疑惑可以在下一幕闪回的场景中找到答案。影片最后一部分的主人公由布鲁斯·威利斯饰演，搞笑的是他竟然冒着生命危险回去取父亲留给他的唯一祖传遗物—一块手表。《低俗小说》这部作品乐于和时间玩游戏，也借此向我们展示了屈服于后叙事世界混乱状态的好处。游戏的目的在于防止人们因游戏中断、并行和不连贯而大惊小怪。
过程缓慢但注定发生的是，戏剧性的电视和电影作品似乎放弃了斗争，转而拥抱“活在当下”所带来的无始无终甚至漫无目的。经典情景喜剧的故事性体现在其结构上。“情景”通常包括一段对节目非常重要的历史，会在片头就讲述一遍。比如一个贫穷的山里人本来是在打猎，没想到意外发现了石油，发家了之后就把全家人带到了贝弗利山庄。再比如，一段3个小时的旅程却在海上遇到风暴，结果使一群不太可能的幸存者因为船只失事而聚在一起。比起这些情节设置，当代的情景剧似乎就像《等待戈多》那样不存在特定的历史背景。长剧《老友记》记录的是一群碰巧常去同一家咖啡馆的人的故事。《宋飞传》是一部没有主题的情景剧。比起剧中人物的离婚事件，《好汉两个半》的背景则似乎与主演查理·辛被半路炒鱿鱼和推特吐槽有关。这些作品的特点在于冻结了时间，并且彻底放弃了传统的叙事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