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夫勒明白，历史知识能帮助我们正确地看待当下。我们之所以能了解自己当下身处何方，原因之一在于我们拥有解释清楚我们如何走到这里的能力。然而，我们没有高超本领将叙事能力投向未来。随着变化不断加速，这种无能为力会造成更大的负担。新发明和新现象层出不穷，我们却没法用它们来理解环境中的那些故事。人类寿命从60多岁增长到100多岁，有关职业和退休的故事会如何改写？催孕药物如何改变生育的时间表？电子邮件如何改变我们对于工作周的概念？机器人又如何改变劳动力和管理之间的关系？或者在现有的参照系中，社交网络又如何改变一场革命的目标？
托夫勒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想象并规划未来、预测新潮流，我们经受的精神创伤或许就能减轻一些，我们就有能力构想适应所有破坏性变化的、新的叙事方式。
然而，就算《星际迷航》准确预测出手机和平板电脑的问世，运用科幻小说想象未来世界的做法始终存在问题。第一，有时现实比小说发展得更迅速、更难预测。故事必须遵从某些约定俗成的情节设定模式，以便让观众觉得合情合理，但现实却不存在这一掣肘。事情就那么发生了，几乎没有什么时间表可言。第二，更重要的是，比起预测未来，故事所扮演的角色更侧重于影响未来。作为媒介，故事已经证明自己在承载信息和价值观并将它们传递给后人方面的巨大作用。孩子们总是在睡觉前要求我们讲故事，我们就在故事中掺入梦想和成年人的价值观。同样，有关宗教和国家历史的故事及神话也需要年复一年地保留和发扬某些特定的价值观。这也是一些文明及其价值观能绵延几个世纪的原因之一。
无论出于怎样的好意，未来学也几乎总是带有特定目的。对于那些熟悉互联网的人来说，《连线》杂志最早几期似乎已将自己的本来目的再鲜明不过地展示了出来—将互联网与自由市场的价值结合起来。20世纪90年代蹿红的众多未来学家简直忍不住预测未来最重要的专业人士就是未来学家—如你所料，他们带来的故事是为那些寻求未来愿景的公司量身定做的，包括如何使公司基业长青。未来学家的要务从预测未来转向取悦那些想要留住过去的人们。
与此同时，以未来为重的种种做法几乎无助于我们应付这些眼前事。我们将沉迷于“这个未来”或“那个未来”，最终却剥夺了“当下”贡献价值和意义的能力。公司将大量资金和精力投入未来规划，却忽略了对当下竞争力的打造。他们聘请顾问（有时也包括像我这样的媒体理论学家）为他们提供关于自身产业“高瞻远瞩”式的意见。他们一厢情愿地以为，只要站得更高，就能看得更远。我曾和一家科技公司的管理者探讨过，他们当时正根据有关外汇期货的研究报告和投机信息决定在哪里兴建离岸公司。另一家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则忙着通过商品期货投机对冲供应成本，完全没考虑到本公司的新技术将降低人们对这类商品的需求。一些公司为此损失数百万美元，甚至断了财路，它们只顾押宝在未来上，却任由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枯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