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后，我接到了很多首席执行官、几位前任和现任的美国总统、几位前任和现任的英国首相、美国国务卿、联合国秘书长和其他世界各地的知名人士打来的电话，这既让我感到欣慰，又感到自豪。我也向最后在董事会投了反对票和反对解雇我的董事打电话道了谢。很多远在他方的人想方设法找到我的联系方式，他们说我的存在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这让我很受鼓舞。不过，真正使我鼓起勇气度过接下来几周的是惠普员工发来的几千封电子邮件，他们告诉我大家在一起完成了他们从前不敢奢求的伟业。这一点对于我而言，就是领导者的精髓所在。
我遭到解雇，让那些对我恨之入骨的人喜出望外，这样惠普的股价就开始攀升了。有些投资者认为公司可能终于要分家了，实际上，当这种谣言越传越邪乎的时候，董事会就不得不声明支持这一战略，这样就可以借着东风把股价抬到高位。董事会宣布任命鲍勃·韦曼担任过渡期的首席执行官。实际上他只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45天，另一个公司外聘的首席执行官就接过了权杖。当股市上出现关于新首席执行官的谣传时，董事会表示已经选聘了合适的首席执行官，将在10天内对外公布。
惠普的股票在2005年继续走高，因为管理层花了大量的心血制定了2005年的行动规划，并将这一规划在2004年11月和2005年1月呈交给董事会，也在2004年12月把这一规划向华尔街的投资者和分析师做了沟通，公司要做的不过是执行这一规划而已。公司推翻了将个人电脑业务和打印业务合并的建议，这是原先杰·凯沃斯、迪克·哈克伯恩和帕特里西娅·邓恩竭力支持的。迈克·温克勒退休之后，公司把销售部门和技术系统部划归到安·利弗莫尔麾下，这等于给安·利弗莫尔扩大了职权范围，而在2005年1月，汤姆·伯金斯和杰·凯沃斯也是强烈反对的。夏恩·罗比逊继续出任公司的首席技术官，职权范围没有扩大。
之后，很多人想马上聘请我做另一份工作，很多工作都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在美国这个社会，你要是承担了很多社会工作，别人就会把你解读为大人物，所以有人建议我马上重振雄风。也有人给我提了一条更明智的建议，那就是花点儿时间来重新认识人生的意义。因此，我选择了安静一段时间，好好反思。
几周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我一直在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是否董事们发出的信号我没有捕捉到？我是不是有什么该说的没说，该做的没做呢？如果我说了做了，结局会不会就有所不同呢？尽管董事们反对，但是我一直打算外请一名顾问来帮助解决董事之间交流不畅的问题。如果我早点儿采取行动，会不会有什么成效呢？如果两位有首席执行官经验的董事萨姆·金尼和菲尔·康迪特还留在董事会，结局还会一样吗？如果我们能更快地吸纳一些新董事，结局还会相同吗？有些董事在媒体泄密事件和股价不景气的压力下，是不是如坐针毡？会不会一些董事觉得可能会因为媒体泄密事件和对董事会展开的评价导致自己丢了饭碗，所以还不如干脆先下手为强？如果汤姆·伯金斯没有返回董事会，局面又将如何？杰·凯沃斯一直认为事事比我考虑得周全，因此事事都可以对我发号施令，当我们意见分歧变得公开化之后，他会不会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把我赶出惠普？单凭杰·凯沃斯一人的力量是无法说服其他董事的，那汤姆·伯金斯就有这个能耐吗？在进行艰难的合并和推动公司成功转型的过程中，我显得拥有巨大的能量，当我把这种能量用在否定董事意见以及批评他们向《华尔街日报》记者泄密的时候，董事们是不是又感到了恐惧？或者他们觉得根本就不再需要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