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托德是在大学校园里结识的，当时我觉得他人不错。他非常明确自己要做什么，清楚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他对自己充满信心，这让我感到舒服、亲切，也许这就是我爱上他的理由。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以及未来将何去何从，而他给了我安全感，让我感到人生变得井然有序，一帆风顺。但母亲对我们俩的事情总有一种莫名的不安与失落，个中缘由我若干年后才真正体会出来，但当时我只是一味反感她的批评。1977年6月我和托德结婚了，之后我们马上去了意大利，因为托德要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意大利博洛尼亚校区学习。
那时我们住在一间狭小的公寓里。我很喜欢意大利，也喜欢意大利人。我们新婚第一年的生活充满了激情，让我如痴如醉。我开始学着喝意大利咖啡、品红酒，还开始学做意大利菜。实际上，托德在生活中更像是我的老师，在他完成学业、追求事业发展的道路上，我更像是他的追随者。我非常崇拜他，期望他为我们未来的生活做出决策。虽然我们是同床共枕的夫妻，但能力上却并非旗鼓相当。
托德念的是全日制学校，我们需要钱来维持生活。虽然我没有打工许可证，但可以给当地人当英语家教挣点儿钱。我靠着“嘴上功夫”建立起自己的“客户网络”，正是靠着这每小时10美元的家教费用，我们的生活有了着落。
我那些商人客户希望我为他们介绍“美国的商业情况”。实际上，这方面的情况我不甚了解，但为了给他们满意的回答，我开始尽可能涉猎美国的各类商业期刊与报纸。调研之后，我会从中挑出最有趣的文章作为讲课时的补充材料，这样既教了英文，又同他们交流了对商业话题的看法。这些课程不但让我满足了学生们的要求，挣到了钱，而且我也收获颇多。在这一过程中我提高了自己的意大利语，同时拓展了商业知识，对商业的兴趣也日渐浓厚了。思考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决定继续学习MBA（工商管理学硕士）课程。1978年的时候，从意大利申请美国的商学院并不容易，我要到美国的军事基地去参加GMAT考试（研究生管理专业入学考试）。不幸的是，我的第一次努力功亏一篑—由于意大利邮政系统邮递的失误，考题居然被弄丢了。于是在到达基地之后，我们被告知回家等待4个月之后的下一次考试。
如果说当时我特别希望看到一些能证明自己做出正确选择的信号，那么我得到的只是失望，因为当时我接收到的大都是些沮丧的信息。完成考试之后，我申请了马里兰大学的罗伯特·史密斯商学院。当时，那是华盛顿特区周边唯一一所享有盛誉的商学院，因为托德要在华盛顿特区完成他第二年的学业，所以我选择了附近的高校。但不久我却接到了拒绝录取的通知。
后来才知道，我的申请超过了他们的截止日期。意大利的邮政工人动不动就闹罢工，就像美国的铁路工人一样。除了错过了申请截止日期以外，我认为自己的申请本身也并不够完美。我知道我应该有更好的GMAT成绩，也应该有更丰富的相关学术成就，但我学的是历史哲学专业，从事过的职业只有公司接待员与英语老师。我的简历中没有一丝亮点，而且给人一种目标不明确又充满迷惘的印象。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除了进商学院念书以外，我没有任何其他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