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巴黎有自己的生活节奏，但年轻人开始憧憬美国梦。这是古老的世界和新世界结合的产物。菲利普·拉布罗（法国电影导演、演员）在模仿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贾思·积坚开始走艾夫登路线（美国享誉世界的摄影大师），弗朗西斯·韦贝尔（法国电影导演）则转向阿瑟·米勒（美国剧作家）。年轻人纷纷到美国求学，校园里到处都是美国大学的宣传广告。法国正在按照洛杉矶或纽约的时间来生活。社会各阶层的人也纷纷效仿，都穿牛仔裤这种新式服装。在法国，广告业已初现端倪。
我对广告领域知之甚少，但广告公司老板见到我就像见到救星一样亲自出来迎接。我相信自己的能力，所以没有准备自己的履历资料。我对加入这个疯狂的领域充满了期待，仿佛走进了一个残酷又充满情趣的殿堂。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老板鲍勃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尽管其同僚的生活既奢侈又享乐。鲍勃是个文化人而非商人，他是个典型的反对广告主义者，对他来说谈论钱就像信仰共产主义的人谈论上帝一样不可思议。数字对他来说既是禁忌又是护身符，他是列奥纳多·达·芬奇和塔列朗的综合体。他从不和客户正面争论。为了避免麻烦，他拒绝任何形式的商业宴请。有一天我正为此感到奇怪的时候，他的一句话让我哑口无言：“吃饭的时候说话不利于健康。”
鲍勃没有教我广告，因为这不是他的强项，但他教了我一些更重要的东西。他带我走进了图片学校。鲍勃的眼睛异常敏锐，能以激光的速度马上捕捉到美的东西。苦行僧般的生活孕育出他对美的感悟。同时，我也坚定了我的信念，我再也不会像更换衬衫一样频繁地更换职业了。昨天，我还是一个被奉承的青年主编——法国第一出版集团的员工、拉扎雷夫的培养对象，如今却在一家尚不知名的广告公司当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主管。我的收入减少了，工资比原来少了一个“0”。每天早晨我都咬紧牙关，努力不让自己踏上雷奥米尔街，因为《法兰西晚报》的办公地点就在那条街上。而最困难的是心理上的转变，接待记者的都是敞开的大门，而广告人需要面对的是紧闭的门窗。
我通过疯狂工作来排解心中的不平衡。我同时做了三份工。第一份是为了生存：广告；第二份是为了满足我不平凡生活的需求：做一些关于旅游方面的电视系列节目；第三份是为了能攒足够多的钱，以便有一天获得财务自由：业余撰稿，在这三个职业中，最困难的也是这个。我和居伊·舍勒签了一份“卖身”合同。那时他既是弗朗索瓦兹·萨冈的丈夫，塞纳左岸的文人，也是口袋系列图书的主编。那时我和大记者克劳德·马索合作，每个季度为他400页的旅行杂志撰稿。因此，在我既做广告又做制片的同时，每个星期还要为他写30页文章，而且我对这些文章的主题内容知之甚少。那一次在写关于卡宴（法属圭亚那首府）的旅游文章时，大概写了4页后，我就对写作彻底感到厌倦，我放弃了写作，直到15年之后我才重新提笔。
不过这一切都值得，因为我坠入了爱河，对象是广告。那时的广告不像现在这样已经形成了产业链。那时的工作可以说是孤军奋战，我要一个人负责市场、创意、生产和销售。总之，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负责。
我能进入广告业如同人们加入教会一样，靠的是上帝的慈悲。我睡前还是个无神论者，但是睁开眼时，已经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了。每日清晨我都会做一次“弥撒”，但是谁是我的上帝呢？我的祭祀道具有上海滩套装、路易威登上衣、鳄鱼牌的Polo衫、托德斯的鞋子、普拉达的全部产品、卡地亚手表、万宝龙钢笔和博柏利手包。如今我已到古稀之年，和这些品牌打交道已有半个世纪。说我吹嘘也好，说我耍计谋也好，我既不感到骄傲，也不难过。直到今天，我以前是、至今仍然是一个新式的卖艺者，一个商业上的杂耍人，一个消费行业的江湖术士。我是如此幸运，又是如此光荣！在我手中的是一个疯狂的工具，一个梦想机器，而我却对此欲罢不能。
我被安排在德尔皮尔那里工作，但是他也不知道把我这个碍手碍脚的人放到哪个职位，可能他把我当成监督他的人了。于是，他让我负责药剂学方面的广告业务。命运真是捉弄人啊！我环游了世界一圈，又当了4年记者，好不容易脱离了我讨厌的专业，现在它却又成了我的工作重心。
除了拥有出版经验，我在其他方面的经验甚少，我在完成第一批广告作品时更像是一个记者，而不是一个广告策划人。但是运气再一次陪伴我披荆斩棘，让我朝最终的目的地奋力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