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希坦柏格虽是法国人，却对德国文学颇有心得，我们彼此情深意重。1818年回到斯特拉斯堡，跟我学过音乐和哲学的敏德同学，对德法文学颇有研究，可以说继承了里希坦柏格的地位，成为我的另一位挚友。
此外，一次不期而遇令我难以释怀，时间是20世纪初某个春风宜人的早晨，地点在狭窄的圣雅各路上。当时，我雇了一辆马车急忙赴约，狭窄的街上各种交通工具堵塞得水泄不通。我一脸无奈，缓缓前行之际，突然为眼前一台敞篷马车上的乘客所吸引。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那顶考究的高帽（当时法国人还戴着高帽），接下来看见的是颗无论如何也算不上优雅的脑壳，十分怪异的脑壳。但仔细端详之后——交通堵塞，还得煎熬一段时间——我对那颗脑壳竟然产生了一种向往。我感受到一种精神的高尚性与面容的怪异性的强烈反差。此人散发并弥漫出一种跌宕不羁且朴实无华的气质，又呈现一种无悔无惧的刚毅，我实在未曾见过这样的人。凝眸之际，憬然有悟，他就是那位久闻大名的克里蒙梭 。后来我听说，塞尚曾试图为克里蒙梭画像，再三试画后，只得放弃，因为他“无法为这样的人画像”——我是深得其中滋味啊。
新纪元的第一年，我在巴黎外语学会用德语做了一系列关于德国文学及哲学的演讲。记得当时演讲的话题涉及尼采 、叔本华的思想，豪普特曼、苏德曼 的作品，以及歌德的《浮士德》。1900年8月，我正在备讲尼采时，噩耗传来，他死了，死亡终于解放了他。
那几年对我后来的创作影响极大。平淡中岁月一晃而过。幸好，我比较专心，能够井然有序地工作，不敢有一丝懈怠。
因为时间和经济拮据，我很少出外旅游。1900年，我陪同大伯母到奥白安美角观看基督受难剧 。舞台布景比受难剧本身更出色。从《旧约全书》摘取的几个情节，舞台演出效果的差强人意，表演过于戏剧化，剧本有问题，以及俗气的配乐，一切皆令我不敢苟同。倒是演员们对角色的投入，那份热诚、那份热情，深深地触动了我。
受难剧演出本应成为一种宗教活动，用简洁明了的方式呈现于村民。也许是因为观者如潮，为了调和众口被迫偏离了原来的模样，变成了舞台剧。在我看来，确实不太合适。不过，任何尚能感悟生命、重于精神文明的人都得承认，尽管受难剧变形了，奥白安美角纯朴善良的人没有变，他们依旧在虔诚地、投入地演出。
若手头略为宽裕，我会动身参与拜罗伊特音乐节，以接受心灵的洗礼。在斯特拉斯堡撰写有关巴赫的书籍时，我认识了珂西玛·瓦格纳夫人。她对巴赫的感觉很好。我对她说，巴赫的音乐总体是描述性的，夫人对此感觉诧异惊喜。有一次，夫人到斯特拉斯堡探望著名教会史学家费克，请我去新教堂用一台精致的摩克林管风琴 演奏巴赫的圣咏前奏曲，来阐释我的观点。那次她还给我讲了许多故事，都是有关她年轻时接受宗教教育，以及后来皈依新教的逸事。然而，无论我们见面多么频繁，在这位气质高雅、才华出众的知识女性面前，我总也克服不了临场羞怯的心态。
至于齐格弗里德·瓦格纳（珂西玛和理察·瓦格纳之子），他在许多方面都非常杰出，让我最欣赏的是那温文尔雅、谦逊质朴的个性。在拜罗伊特音乐节目睹过他勤勉工作的人，莫不赞声不绝，无论工作表现还是处事方式。他创作的乐曲，动听悦耳，意义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