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7月底，我返回斯特拉斯堡，参加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在论文答辩中，齐格勒和文德尔班两位教授都认为我发挥得不好，大失所望，明显低于论文水平。这也难怪，我在史坦普的实验上耗时过多，以致无暇备考，加上仅看原著致使教材没有吃透。
该书于1899年末最终出版面世，书名为《康德的宗教哲学：从〈纯粹理性批判〉到〈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
齐格勒认为我有资格出任哲学讲师，为此他多方努力。不过，我却决意发展神学事业。他暗示，假如我成为哲学讲师，在众人面前就不便再积极从事传教工作。人各有志啊，传道是我的必然选择；每个礼拜天面对芸芸众生宣讲生命之真谛问题，不亦乐乎。
此后我留在斯特拉斯堡。虽然不是学生了，我还是被获准逗留在圣多玛斯神学院的威廉宿舍。从屋里向外，可以看见树荫婆娑的宁静花园。学生时代在此几多欢乐几多忧愁啊，此方宝地于我即将开始的事业，似乎再适合不过了。
博士论文校改一结束，我便开始争取神学文凭。尽快拿到文凭是为了把高尔奖学金名额让给另一名符合条件的学生，我的好朋友耶格，他对东方语言颇具天赋，后来当上斯特拉斯堡新教中学校长。遗憾的是，他最终也没有获得这笔奖学金，早知如此结局，悔不该匆忙结业，我该四方游学，或可远至英国大学进一步学习和研究。
1899年12月1日，我谋得斯特拉斯堡圣尼古拉教堂实习牧师职位。通过第二次神学考试之后，我出任副牧师。第二次神学考试一般由年长的牧师主考，1900年7月15日我只是勉强通过考试，因为忙着撰写神学文凭论文，疏于复习考试指定科目。幸亏牧师长老威尔大力提携——他对我在教义史方面的学识赞口不绝——才侥幸通过考试。令我耿耿于怀的是，试卷中有关赞美诗作者的生平情况，我真的不甚了解。
圣尼古拉教堂有两位年长却神清气正的牧师，一位是尼特，父亲是根斯巴赫教堂的前任牧师；另一位是格罗尔德，我舅舅的好友（舅舅身前任职于圣尼古拉教堂，可惜天不假年）。在教堂我做他们的助手，代理下午的礼拜、儿童主日学，以及坚信礼事宜。
在教堂工作，我感到无比荣耀、其乐无穷。下午的礼拜信徒到场的不多，我便模仿当年父亲的布道方式，尽量与他们互动交流、亲密无间，既可充分表达意愿，又能获得比上午的礼拜更好的效果。即便如此，今天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讲话依然会感到紧张胆怯。日久岁深，两位年长牧师现身布道的次数越来越少，我在上午讲道的机会越来越多。因为提前将布道讲稿仔细斟酌、详细写就，临场讲道时我不会和尚念经、照本宣科，讲得往往与原稿出入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