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仍然是个孩子。相比普通的小孩而言，他对市场的了解要更多，但他也依然热衷于感官刺激，并“以目的性很强的行动而骄傲”。这将他吸引到了纽约的码头地区，那里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船长和大副们趾高气扬地招摇过市；傲慢无礼的领航员在等待搭船重返大海时四处闲逛；生活放荡的水手（大多数为黑人）或成群结队地簇拥在酒吧内，或醉醺醺地在船艏斜桅下东倒西歪，这些斜桅就像南街上的椽一样刺向天空。这些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漂泊。科尼 10岁以后就对这番场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当时他已经在父亲的帆驳船上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工作。当他驾船驶过庞大的商船或修长的海军护卫舰，当他与船员沿着南街边走边交谈时，他开始梦想在史坦顿岛之外寻找发展的可能性。
1807年年底，这种可能性逐渐变小。当年，在杰斐逊总统的极力主张下，国会通过了《禁运法案》（Embargo Act），该法案禁止美国的船只前往国外港口，意图迫使英国取消对美国船只的限制，停止在旷日持久的英法战争中征用美国水手，不过这最终只是徒劳。约翰·兰伯特记录说：“码头上再也看不到箱子、大包、木桶、圆筒或者包裹。形单影只的商人、办事员、搬运工和工人们双手插在口袋里四处闲逛。 ”1809年 3月，国会最终废除了这项法案，纽约上下欢呼雀跃，船只也蠢蠢欲动，准备再次远航。
1809年，詹姆斯·麦迪逊继任总统。当时，国会仍然纠缠于通过贸易来影响英国和法国的念头，尤其是影响英国；而麦迪逊和多数共和党人则对这个观点深恶痛绝。与此同时，英国皇家海军对美国船只的扫荡越来越猛烈，并依据臭名昭著的《枢密令》（Orders in Council）逮捕船只和水手，因为《枢密令》要求中立国家的船只遵守英国对拿破仑帝国的封锁政策。驾船去一趟欧洲大陆的港口可以赚到丰厚的利润，不过风险巨大，而且几乎是与日俱增。
身处这个局势紧张、好战尚武的世界里，年轻的科尼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1810年年初，在将客人和货物运送到纽约城后，他穿过南街去拜见了一位之前结识的船长。这位船长驾驶的是一艘高速的商船，正准备冒险运送丝绸前往法国。在拿破仑统治下的欧洲，丝绸在那些被封锁的港口是一种奢侈品，可以卖高价。科尼当时只有 15岁，但已经高大强壮，足以承担水手的工作。当他请求在船上工作时，船长同意他留下，并且还能定期分给他一些他们赚来的财富。《禁运法案》让科尼本来就很短暂的童年戛然而止。只要登上那艘商船，他就会远离海滨市场，过上一种追求有目标的生活。当天晚上，他驾船回到家中，决定告诉父亲他将永远离开史坦顿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