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这种非专业化、非正式的经济要改变，首先就要变化组织形式，用机构来替代这些杂乱无章的个人交易。纽约正是这类机构开始崛起的地方。商人们的守护神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Alexander Hamilton）协助创建了纽约银行（ Bank of New York），成为全美第一批商业银行中的一员。商业银行将钱集中在一起，提供金额更加庞大的贷款；作为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贷款人，他们比个人放贷者有更多的机会去选择借款人，因而贷款的产出更高。银行同时也化解了现金短缺的问题。他们早早地开始了在支票上的尝试，同时也通过发行银行券来提供贷款。
在华盛顿总统的首任任期之内，汉密尔顿担任了财政部长，当时的联邦政府将首都暂时定在曼哈顿。与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长时的成就相比，他在纽约银行上所扮演的角色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1790年，他提交了一份计划，建议联邦政府承担起国家在美国独立战争上的债务，使用带息的联邦政府债券进行支付。政府可以通过关税和威士忌的特许权税来支撑这笔费用。尽管遭到了托马斯·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和詹姆斯·麦迪逊（ James Madison）的强烈阻挠，国会还是通过了这个计划。新的联邦政府债券（被人称为公债）为纽约证券市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证券市场之后得到发展，覆盖全美。公债的利息支付将联邦政府的收入（那些难求的银币）转移到了商人们手中，商人们再把这些资金投入自己的企业。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联邦政府债券成为支付和担保中广泛使用的一种工具。首先，那些小心谨慎的美国银行会毫不犹豫地将贷款发放给用公债进行抵押的商人；其次，公债也是进行长距离支付的一种便捷方式，因为它们的价值在全美是稳定不变的，甚至在英国和荷兰这些海外市场也是如此。
在发行公债后不久，两家银行也相继发行了自己的股票。它们分别是由联邦政府特许的美国银行 ①和成立时间更早的纽约银行。纽约银行当年也获得了纽约州的特许，并发行了股票。纽约的投资者开始在华尔街的商人咖啡馆（ Merchants’Coffee House）每周碰面6次，进行正式的股票拍卖；在每次拍卖举行的间隙，他们聚集在咖啡馆外面的梧桐树下进行非正式交易。1792年，他们通过了《梧桐树协议》（Buttonwood Agreement），对股市进行规范，规定经纪人（或者股票经纪人）享受固定的佣金，并且将华尔街和水街街角的唐提咖啡馆作为交易的场所，但同时，非正式的“马路证券交易”依然兴旺。
这些新的机构为美国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但并不能因此夸大它们直接的影响范围和影响深度。多年后股市依然规模有限，因为可进行交易的股票并不多。 1792年，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只有 5只证券，其中就包括 3只联邦政府债券。到 1815年，这个数字虽然有所增长，但也只是 23只。大多数商业机构采用的依然是合伙制或个人所有制。一位商业历史学家曾提到：“人们认为公司必须为公众提供服务”，例如修建大桥或收费公路。每颁发一份公司执照，州议会都必须通过特殊的法案。鲜有公司股票会大范围交易，多数公司的股票发行规模很小，仅集中在一群投资人手中，从本质上来说是传统合伙制的一种新形式。
当然，每个地方都在延续着过去，但并非每个地方都能成为变革的支点。纽约在地理位置上拥有优势（长长的河流从美国内陆蜿蜒流淌而至，流入其深水的港口），吸引了最初的帝国打造者和后来的私营商人们；密集的商人同时也推动了金融和商业方式的创新。人员的增长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多需求，而这些需求又促进了人员的增长和商业的发展，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由此开始浮现，让纽约在美国的重要性逐步增加。
在小男孩科尼的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推动因素也许就是他的出生地。他依水而建的农舍就在纽约湾海峡旁边，而未来的发展就像海水一样只向着一个方向流动——流向海湾对面那座以尖塔和桅杆为标志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