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革命(3)

记得雨果曾经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我想,中国人在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中,始终缺少的就是这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英雄蹈海,勇士自戕,当然是杀身成仁的义举,但是我们没有理由以此为绝对的衡量,每个人都有懦弱的权利,也有选择他成就功业方式的权利,不一定都要做荆轲,做秋瑾。作为中国“工业革命”的推手,李鸿章用洋务救国,我觉得他丝毫不比当时后世任何人逊色。

然而问题在于,我们现在连对李鸿章办洋务,也并不承认是“正确的革命”。

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上,美军飞行员的口袋里都装有一封投降书,是一块30厘米×40厘米的浅黄色尼龙绸,印有13种文字,中文居首,最为醒目,有汉字和拼音两种,上面有一句话:“我是美国人,请不要杀我,并设法把我送回去,我会通过美国政府交涉,给你们以报答。”

这样的投降书,在视气节如生命的我们(曾经的中国人)看来,无异于一种奇耻大辱。中国人常说“不成功,便成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上了战场就不能接受折冲调和,宁折不弯,宁死不屈。这种情结,或者说气节癖,无异于一场绑架,对世道人心的绑架,而洋务运动所遇到的,也正是这样的绑架,我们非要架起神坛和祭坛,逼李鸿章就范。

所以我想,什么时候中国士兵的口袋里装上投降书了,什么时候我们把李鸿章当成革命者了,什么时候中国才能真正崛起吧,因为在人性和人道崛起之前,没有任何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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