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雨果曾经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我想，中国人在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中，始终缺少的就是这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英雄蹈海，勇士自戕，当然是杀身成仁的义举，但是我们没有理由以此为绝对的衡量，每个人都有懦弱的权利，也有选择他成就功业方式的权利，不一定都要做荆轲，做秋瑾。作为中国“工业革命”的推手，李鸿章用洋务救国，我觉得他丝毫不比当时后世任何人逊色。
然而问题在于，我们现在连对李鸿章办洋务，也并不承认是“正确的革命”。
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上，美军飞行员的口袋里都装有一封投降书，是一块30厘米×40厘米的浅黄色尼龙绸，印有13种文字，中文居首，最为醒目，有汉字和拼音两种，上面有一句话：“我是美国人，请不要杀我，并设法把我送回去，我会通过美国政府交涉，给你们以报答。”
这样的投降书，在视气节如生命的我们（曾经的中国人）看来，无异于一种奇耻大辱。中国人常说“不成功，便成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上了战场就不能接受折冲调和，宁折不弯，宁死不屈。这种情结，或者说气节癖，无异于一场绑架，对世道人心的绑架，而洋务运动所遇到的，也正是这样的绑架，我们非要架起神坛和祭坛，逼李鸿章就范。
所以我想，什么时候中国士兵的口袋里装上投降书了，什么时候我们把李鸿章当成革命者了，什么时候中国才能真正崛起吧，因为在人性和人道崛起之前，没有任何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