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和明朝(1)

万历和明朝

鲁迅说,唐室大有胡人气,明朝则多无赖儿郎。在明朝的十六个皇帝中,胡闹的胡闹,神道的神道,个个性格鲜明,江山岁月也因皇帝个性而纷呈出不同气象。

台湾的高阳先生曾写过一本《明朝的皇帝》,以每位皇帝为中心,横线遍及后妃太监、王臣百吏的生活日常,纵线论及开国、靖难、夺门、议礼等皇权制度,细密处丝丝环环,宏大处只寥寥几笔,挥洒出一部风云变幻的明代大历史,极为可观。

在明朝的皇帝中,万历帝朱翊钧算不上最好的几位,但是也排不到末等之列。作为明朝在位最长的皇帝,他10岁即位,20岁亲政,在位整整48年。在近一个世纪的翻覆沧桑中,他先是有十年躲在张居正的身影里,亲政后尚算勤劳,然而自从1587年——万历十五年开始,朱翊钧竟然开创了中国帝王的一个之最,竟然连续28年不上朝——虽然在此期间他主持了“三大征”,在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同时用兵。

28年深宫沉醉的万历,坚持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内阁“人滞于官”“曹署多空”,甚至后来入内阁的廷臣不知天子相貌,一些重臣虽然也忧心政事,却无计可施,只能以量太阳影子打发时间。无怪乎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这个尽头把万历斩为两截,也把明朝斩为两截。

按说,跟他的父亲朱载垕不同,万历并非凡庸之君,而是一个权力欲极重的人,早年在张居正的管教下也用功颇多、知世甚深,在张死后也完全表现出了一个有主见、有魄力、有手段的年轻帝王的素质。然而,是什么让万历如此性情大变呢?

后世对朱翊钧的怠政颇多猜测,黄仁宇将之联系到万历与文官群体在“立储之争”上的对抗,二十八年不上朝则是他对帝国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还有人从心理学的角度揣测,觉得朱翊钧的这种怠政,也可以理解为习得性失助或抑郁症的临床表现。

此外,还有人从张居正的继任者身上找原因,继任首辅的张四维、申时行,既目睹过张居正生前宠荣和死后沉辱,自然再不敢以他为榜样,只有顺从万历意愿行事。神宗日夜纵情于酒色财气之中,每餐必饮,每饮必醉,作为首辅的申时行一如其字“汝默”,不但不对其加以匡谏,反而出谋划策,纵其玩乐,让万历活于“醉梦之期”。后人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其实明亡于神宗,而神宗则亡于申时行,他才是罪魁。

然而单凭这些,似乎还难以完全解释万历的性情突变,就像人们费尽心机,也无法洞悉万历之前的明朝第十个皇帝、人称“潇洒帝”朱厚照的内心世界一样,他不但在宫内仿街市,让太监扮店铺老板和百姓,自己则扮作富商悠游,还模仿妓院,让宫女扮粉头、自己做嫖客,穿梭于章台柳巷听曲淫乐吃花酒,甚至他还不惧危险亲自出面驯虎、在自建的小天地豹房和镇国府中极尽游乐,难怪《明史》说他是“耽乐嬉游,昵近群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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