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信独家垄断给社会带来的成本是极其巨大的。仅仅按照《战略》提供的数据，中国国际长途电话的平均单价为每分钟29元，等于美国的6倍。以1997年中国国际长话业务150亿人民币计算，那么我们知道如果这些国际长途全部从美国打回中国，按照美国的平均国际长话费收费，只需要25亿元就可以完成同样的通话量。换言之，仅此一项，中国消费者为中国电信垄断支付的成本就高达125亿元！再按照资本产出率（3∶1）计算，为了产出125亿元的可与电信国际通话竞争的电信产品和服务，需要大约375亿元的总资产。静态而言，凡在375亿元之内、能够提供可与中国电信国际长话业务竞争的“重复建设”投资，都是合理的。这个数目，比起全国广电有线电视联网的总投资来，差不多高出整整一个数量级。这其实是说，由于电信垄断的社会成本过高，实际上给予潜在进入者一个极大的补贴。潜在竞争者重复建设的“浪费”，实在源于垄断者给社会增加的成本。要减少社会的总损失，只有开放市场开放竞争。这个道理，适用于分析任何垄断和重复建设并存的领域。
开放竞争、通话成本和电信业务扩展
开放电信竞争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通信费用下降和服务水平的提高；而消费者单位通信成本的下降，又刺激市场对电信需求的上升；最后，不断扩展着的电信市场将“摊薄”因为增加竞争而导致的“重复建设成本”。这就是说，动态来看，增加电信竞争带来的重复建设，其固定成本可能随着电信业务的扩展而更容易地被分担。
关于竞争降低电信收费的效果，几乎在任何开放电信竞争的地方都可以看到。不过，最清楚显示这种竞争降价效果的，还是率先开放电信竞争的美国。人们通常以为美国开放电信竞争自1980年中期始，但是文献表明实际上还要早得多。早在1959年（当时美国电信市场还是AT&T一统天下），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就批准了一些大公司利用微波技术建立自己的通信网络的请求。10年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把这一许可扩展到了允许设立新的电信公司，来向没有能力自行建网的公司提供微波电信的服务，后来著名的MCI公司由此应运而生。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叶，对AT&T独家电信垄断的攻击风起云涌。MCI甚至未经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批准（并通过法庭裁决战胜了联邦通信委员会试图制止的意志）就擅自向市场提供普通的长话服务。几乎同时，联邦通信委员会这一权威机构本身也有步骤地推动电信开放，例如强制电话公司必须允许顾客自行选择相关的通话设备，而这个市场过去历来由AT&T一手把持。1974年下半年，美国司法部依据反垄断法起诉AT&T在经营长途、市话和电信设备市场上的独家垄断。经过长达8年的诉讼之后，法庭于1982年做出了对美国电信史具有长远影响的判决：将市话业务从AT&T中独立出来，并且分成7个独立的地区贝尔公司（小贝尔）来营运。这一“肢解”决定从1984年1月1日执行，从此，地区贝尔公司经营市话和地区性长途，AT&T经营长话、设备制造和贝尔实验室。美国电信业从一家独霸变成了一个多家“分立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