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发现蒋廷黻也住在附近。一年多前我们已经通过信，当时正值美国的孤立主义准备为战争作出让步。1941 年7 月他在回信中陈述了中国的目标以及希望战后重回校园的愿望。9 月我在华盛顿给他写信，简要介绍了作为学术研究者进入政府部门工作遇到的问题。信中强调我们缺乏中国的出版物，急需有关国民政府、社会经济计划的报告。10 月11 日他回信表示会提供“大量资料和一些统计数据”，特别是纠正那些以溢美之词报道共产党方面的资料。我在12 月12 日的回信中附上了巴克斯特的来信，他介绍饶大卫充当我们机构负责拍摄缩微资料的代理人，此外我还概述了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的新的工作计划。1941 年12月6 日，蒋廷黻回信，信中热情洋溢地建议哪里应该建立大学阅览室以及如何开展学者交流项目。他还预见到需要大使馆，需要设立文化参赞，并建议用几辆大卡车通过滇缅公路运输书籍。
9 个月之后，我登门拜访蒋廷黻，以促进部分国务院文化关系司的项目。但与此同时，我相信蒋廷黻对情报协调局印象极差。他只是招待我到附近吃晚餐，打打桥牌，但并没提资料的事情。可能这些资料并不在他的工作管辖范围内。
9 月的一个晚上，我与美国财政部稳定货币委员会代表索尔·阿德勒（SolAdler）来拜访蒋廷黻。他向我们讲了很多为蒋介石制定预算的事情。翁文灏想要投资建立钢铁厂，生产钢材的成本为每吨4 万美元，这种产品只适合于战后，在战争期间派不上多大用场。于是蒋廷黻驳倒了他的主张。其他人要求蒋介石同意修建一条通往西伯利亚的铁路或公路，显然这需要花费巨资，于是蒋廷黻向蒋介石书面阐述具体细节，分析利害得失，最终提议被驳回。总之，他认为在危机时刻应该削减一切不必要的投资以保证国家按预算运行，尽量避免通货膨胀失控。他和索尔·阿德勒都认为保持军队和政府要害部门的开支是最重要的，然而我对此并不认同。在我看来，军队如今起不到什么作用，而只要战争结束，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就会体现出来，至少从美国利益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应该受到重视。
10 月初，被日本人关在香港的前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在经过一年的监禁后终于被释放，来到重庆。他是头等重要的科研事业倡导者，每天都会萌发新的想法和计划。1934 年袁同礼以极少的经费创办了《中国图书季刊》（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为我们在战争年代提供了中国新出版物的极为有限的消息。
袁同礼曾担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1922 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23 年获得了奥尔巴尼（Albany）市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院的图书馆学学士学位。他帮助国会图书馆编录中国图书，1925 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上文提及，1929 年他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在他职司领导期间，他派中国的图书馆员前往国外进行培训，开创了馆际图书借记与国际图书交换，并推动统一目录、书目索引和期刊目录等工作。1935 年他开始参照国会图书馆的方式为中国图书著作编制一种统一印制的目录卡。战争期间，他将2800 部中国古籍善本运往国会图书馆妥善保存。此外，他还推动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并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