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我们带着老金和钱端升一行8 人返回。大家舒服地挤在一起……7点钟我们来到梅博士家参加宴会。梅博士的房子很大，尽主人之谊，邀请所有教职员工，他们大多数在顶楼住宿，也没有多余的地方接收其他访客。据温德说，梅博士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600 元，而这次宴会的花销绝不少于1000 元。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送了梅博士一瓶一英寸高的治疗疟疾的阿的平药片，这应该可以换回1000 元了。
通货膨胀带来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反常现象。切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s）香烟每包售价10 元，一支派克钢笔的价格高达6000 元。钢笔、手表和照相机成了投机买卖的抢手货，这种买卖正是为了得到更多财富的必然产物。对于中国教授来讲，送其一支钢笔，其价格都超过了他一年的工资。在昆明，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表现为混乱的进口商品价格，因此许多有着官方背景的中国人与美国人趁机在市场上大捞一把。昆明教职员工的生存状况让我极为震掠，于是我立即向华盛顿作了汇报。我写信给阿尔格·希斯，希望亨培克与柯里也了解情况，其中陈述的观点我曾多次重复，现在我复述如下：
亲爱的阿尔格：
为了等待飞机，我在昆明已停留了5 天，利用这个机会我见到了很多人，其中一些是我在北京认识的朋友。接下来我想谈谈我对此地的第一印象：1. 中国人比印度人更加精力充沛、更开明；2. 在这里的英国人要比美国人更加积极活跃（工作人员多一倍，有大量出版项目，有藏书丰富的阅览室，派有一名牛津大学的教授，并且还有更多人即将到来等）；3. 西南联大中原清华大学的教员，作为留美归国的中国学术精英，如今却陷入了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困境之中；4. 在我们上次的谈话中，我相信，你曾提到对于中国的发展在华盛顿比在当地可以得到更有效的判断，因为华盛顿获取的报告更加全面，因此有才能的人留在华盛顿会更能人尽其才。
很遗憾，我必须以善意的方式告诉你，这是外交历史上最有害的教条思想。事实上，这种有害的思想能在华盛顿传播，使我更加坚定地确信：这将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可笑的一段时期，未来的历史家也会对此加以嘲笑。你是否记得，1870 年，作为外交事务副部长的埃德蒙·哈蒙德（Edmund Hammond）曾公然表示，在白厅（Whitehall）通过对欧洲形势的30年研究，他发现欧洲的外交从未如此的安静和平稳。然而两周之后，普法战争就爆发了，从此哈蒙德的这段话常常被人引作笑谈。
我担心我们这一段时期对亚洲采取的政策也会由于没有成功抓住时机以及处理好事态的核心本质而留下恶名。不管怎样，这是一场战斗，即现代的西方民主理想方式直接对抗陈旧的中国专制投机方式。你也可以称之为文化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价值观将被重新建立，未来也相应地由此而生。我无须对此多言，你我都很明白。重点在于我们美国人参加了这场战争，但是我们的外交政策并未用可行的方式承认这个事实。我们提及世界争斗，却避而不谈对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