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国知识分子这个事例就是“无能”这个词的很好注解，我们很早就知道这些知识分子，他们由于缺乏本国政府的支持而处于垂死挣扎的边缘……这些接受过美国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表达和教学的方式和我们一样，他们代表了美国在中国的切实利益，同时他们也是斗争进行的重要因素。然而在过去一年中并没有可行的措施来帮助他们，只有美国联合援华会对其进行了一些援助罢了。
这种特别的失败只是我们政策失误的一个例证而已，我们的政策似乎隐含了这样一种概念：不能参与别国事务，即使它处于世界大战的战火当中。英国人至少正在向这里供应书籍，截止到12 月7 日，他们提供的物资要比我们的多。
在华盛顿还有另外一个有害的教条思想，遗憾地说，我曾从柯里那里听到过。从他那里本应该不会得到比你这里更多的错误理论。这个有害的论调是，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与日本作战，因而所谓的文化关系并不重要。我得出的结论却恰恰相反，文化才是主要的问题。柯里无疑会注意到，由他促成运往中国的武器并没有完全用于与日本作战。广义上来讲，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文化。向中国提供的物质支援仅仅是战争中的一个方面，除非中国人拥有使用这些东西的正确思想，否则结果只可能是坏而非好。然而美国人的理想尽管可能不怎么样，但如在这里击败，战争则不可能取得进展。当然，中国人总是与我们不同的，但是要使世界团结起来，我们必须拥有共同的想法并使其广为传播。而令人惊异的是传播这样的想法到这里，就像飞机飞来中国一样容易。然而这项对华传播思想的计划由于华盛顿主事者缺乏想象力而被延迟，遭到了挫折。事实上这种想象力的缺乏主要由于缺乏与中国现实生活的接触和了解。新闻报道可以在万里之外整理，固有的宗旨也可以同样得到维护，但只依靠书面意义的接触你永远不可能了解真实的情况。
你看我已经成为一名扩张主义者了，因为在这个国家有一部分人是与我们一样的，一部分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共同体——我们的世界，不是他们的。由于国内缺乏对这里的理解，因此我们在这里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派驻的代表太少了。派到这里来的人谁也不应受到指斥，因为每个人都在干着三个人的活儿。
表达了上述意见之后，现在我必须考虑如何将他们交给你。幸运的是，我被哈佛大学任命为终身教授，假定哈佛会一直存在下去，那么我随时可以回国，并写信给《新共和》（New Republic）而无须通过大使馆渠道。我想你和柯里会很高兴收到这样的忠告，至少我希望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