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9 月20 日），我们继续向东飞行，“越过驼峰”，飞机一直稳定上升，其高度远远超过了欧洲的山峰。飞机越过层峦叠嶂的绿色山峰和荒无人烟的山谷，最终到了北缅甸的上空。高处的红壤梯田在绿色山峰与云层之间，显得格外壮观。当然，我们都在防备着日本人的出现。飞机上的乘客想象着埋伏在不到100 英里处的零式飞机突然从南方出现，于是空中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拦截—闪躲行动。毫无疑问，拦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来到缅甸公路的上空，这条公路是一条蜿蜒曲折的红色小路。不久向低处滑翔，看到一潭大湖，它连同湖泊四周陡峭的山崖，是昆明当地独特的界标；再往远处，是西山（Western Hills）。从高空俯瞰，昆明并不大，位于宽阔平原的南部边缘。这里依山傍水，河流、村庄星罗棋布，有着便利的农田灌溉设施，景色秀美异常。
我再度访华所产生的第一印象至为生动。其一，我可以和人们交谈，想要使用的字词随时涌现出来，就像从未离开过中国一样；其二，这里的人们精力充沛，面带微笑，与印度人的疲惫压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其三，妇女和男人们一样在外工作，并享有和其他人一样的自由；其四，中国人方平的脸型与印度人消瘦的脸型相比显得更加强壮，气色也更加健康。
20 世纪初，昆明还只是位于中国西南偏远地区的一个毫无生气的省会城市，它第一次遭受侵扰是20 世纪初法国人从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修到昆明的铁路。1938 年，来自中国华北的三所流亡大学迁入本地。1941 年为美国飞虎队（空军十四航空队）专设的大型美国空军基地成为其越过“驼峰”从印度为中国提供空运物资的中转站。流入此地的中国知识分子与美国飞行员使得昆明成为一座繁荣发展的城市，不断地向周围扩展，变得拥挤不堪。为了等待往北到重庆的飞机，海登博士和我不得不在此地多待几天。我们借机看望了一些大学中的朋友。首先我们拜访了梅贻琦校长，他是一位物理学家，目前是由三所高校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天津的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代理校长。他比我记忆中的要更加消瘦，衣着也很破旧，不过为人依然很热情。
作为生活需要，吃、住成为西南联大教师面临的首要问题。我的朋友哲学家金岳霖、经济学家陈岱孙以及英语系的夏威夷美籍华人陈福田，都刚搬入临时搭建的住处——位于美国领事馆隔壁的旧剧院的露台。美国领事馆与中国剧院都是由在1911 年至1926 年间统治云南的军阀唐继尧修建的。当时连接昆明与外界的交通干线还主要是法国修建的从河内到昆明的铁路。剧院露台上的设施易于破损，但不收房租。在我们坐着谈话时，一只硕大的老鼠穿过纸糊的天花板，差点掉下来。于是我们说应该买一只猫，但是那需要花费200 块钱。当我再次返回昆明时，应邀与他们同住在此地[ 牛津大学的修中诚（E. R. Hughes）教授后来也曾居于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