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表示会继续上诉。关于这出悲剧，我们发现的越来越多，也鞭策着我们不断工作。能为我们所用的力证越来越多，代表受害儿童家长的法律调查也是全线溃败；被毁掉的人生也越来越多。
1961年，该药物从市场上消失，可留下的问题却刚刚走进我们的视野。就在开展活动前，我们在不同时间里，对少数的受害儿童父母做过采访。但到了9月份，我决定聘请记者玛乔丽·华莱士加入我们的队伍。她拥有一个心理学学位，并曾是一名BBC电视台的导演，加入我们时正在休产假。我希望她对一些受害者父母进行一个为期两周的采访。
十年后，她仍然和反应停的受害家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华莱士写了一本好书，为一部获奖的BBC纪录片创作了脚本。她不是那种多愁善感的人，喜欢提些强硬的问题。投身于这场情感的浩劫，让她背负了巨大的压力。受害家庭开始不断地打电话，向她寻求建议。
她拜访、重访了数百个家庭，他们生活的境况迥异——从肯特的都铎式宅邸、格拉斯哥平房和环路上半独立式住宅，到大篷车和阴冷的高地小屋，应有尽有（有意思的是，还有少数人住在伦敦）。尽管如此，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蜗居在一个搭建在社会边缘的营帐内十载，整日与孤立和内疚为伴；母亲责备自己服用了安眠药片，数段婚姻在重压下分崩离析；少数家庭的经济实力尚能勉强过活。
当超重的无肢儿童步入青少年期，抱上抱下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提供的轮椅只是一个简陋的帆布装置，并不是为这样的病痛设计的。他们也无法向医生求助，这些人多因为开出的药物深感愧疚，担心自己会卷入官司中。他们特殊的伤害让医院不知所措，有些地方的员工甚至拒绝提供帮助。
玛乔丽·华莱士发现，赔偿金的分配非常业余和不近人情。有一个失聪且失明的儿童，还罹患了严重的脑部损伤，像这样需要时刻贴身照顾的孩子仅仅得到了6 000英镑的赔偿。这与一名家庭情况良好、上肢短小的女孩无异。矛盾不言自明。
但也有一些反应停的受害家庭，用他们的勇气和努力让这个漠视的社会感到了一丝羞愧。9月的一天，天色昏暗，玛乔丽·华莱士乘火车前往亨廷登。当年的事件中，有五个孩子受到的伤害最严重。她此行的目的，是拜访其中一个孩子的养父母。
这户人家的小屋有上下两层，看起来摇摇欲坠。“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特里。”莱恩·怀尔斯高兴地说，并驱车前往了当地的学校，不料特里却不见了踪影。“哦，你在这里啊，小淘气！” 怀尔斯惊呼道，抱起不过60厘米高、失去了胳膊和下肢的特里。在开车回家的路上，玛乔丽·华莱士抱着男孩，回答着他一个又一个问题：“你从哪儿来？什么报纸？哟！不是那个！报道有多长？”
回到家中，怀尔斯自豪地展示了一个改变特里生活的发明。他用少量的金属和过去的陆军剩余物资，为儿子打造了一辆“超级跑车”——一个工作原理与叉车相仿的椅子。特里能用肩膀操作一个把手，把自己升起到任何位置，与人面对面地交谈。这也是一部超级小车，他能驾着它穿过家里的窄门，去外面玩耍。特里·怀尔斯很快乐，他和他独具匠心的养父，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