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我们每周都会刊布一个家庭的故事。根据我60年代初在《北方回声报》的经验，没有读者会拒绝这样的报道。有人随信寄来了支票，有人致电询问他们能做些什么。我告诉他们去给英国酿酒公司和他们的议员写信。
《星期日泰晤士报》被卷入了议会活动中。我们向阿什利的各党派残疾人委员会做了简要介绍，我还独自拜会了卫生大臣基思·约瑟夫爵士。在他位于象堡地区的那间幽暗办公室内，我试图让他相信，如果报纸能给英国酿酒公司带去压力，那么同过去十年间因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分发的药物而备受煎熬的受害父母相比，这种压力也是避重就轻的倒行逆施。
约瑟夫和首相爱德华·希斯仍旧立场强硬，坚称政府不能干涉个人纠纷，并拒绝提供一天全面辩论的机会。知名医生汤姆·斯图塔福特、杰拉德·沃恩和一个重要的保守党下议院议员组织稍后向希斯表示，他正在倒行逆施。
宣传活动开始后两个月，事情在9月29日那天达到高潮。工党反对派放下一天的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辩论。我与杰克·阿什利、阿尔菲·莫里斯和埃尔文·琼斯爵士一道，受邀前往哈罗德·威尔逊在下议院的房间，讨论针对英国酿酒公司的提案措辞，呼吁公司直视自己的道德责任，倡导政府为受害儿童设立信托基金。
阿什利在座无虚席的议会里，领导了这次鼓舞人心的辩论。一个接一个的演讲者上前抨击着英国酿酒公司。希斯心软了，他宣布政府会为先天残障人士设立一个300万英镑的信托基金，并在诉讼结束后，为反应停的受害儿童又追加了300万英镑。几周以后，他授意皮尔森勋爵设立一个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负责细查所有的个人伤害问题。
这是一个转折点。想当初我们发起活动的头23天，没有任何新闻机构和电台予以理会。我写信、打电话，并且寄送了每一篇《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的复印件，仍旧不见起色。即便是一个月后开始刊登新闻条目的《每日邮报》，直至活动发起后的8周才做出了社论评论。引燃这团怒火的原因有三：禁止报道、议会辩论和英国酿酒公司的冷酷。
辩论前夕，一则来自公司的回应是最先出现的信号。希斯的议会私人秘书蒂莫西·基特森，在下议院的大厅截住了我。他询问我，在英国酿酒公司做出表示后，能否考虑让宣传活动偃旗息鼓。我给出的回答是“不”。他们的表示不过是把325万英镑的赔偿金增加到了500万英镑。我告诉基特森，所有从实际出发的评估都显示，受害儿童需要2 000万英镑。在下议院的辩论中，500万英镑的赔偿方案无人问津。一时间，我们的活动得以自我维持下去。
这起全国性议题登上了每家报纸的首页，并在每条新闻简报上排名前列。一家连锁超市宣布，将抵制英国酿酒公司的产品。大卫·梅森在提供新闻方面颇有建树—— 一个撤销英国皇家许可的呼吁[1]，一次对美国人拉尔夫·纳德[2]的拜访。不过，最重要的动力来自一小群股东，还有伦敦金融城[3]的几家金融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