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上诉
我很早就预见到了我们在高院的失败。多年的法庭经历，让我深谙其道。法官席那边的问题，我也是心里有数。与首席大法官威杰里勋爵坐在一起的布拉宾法官和米尔福德·史蒂文森法官，也尖刻地评论了几句。
当有人建议说，我们刊登报道只是出于其商业价值时，我要求御用大律师布莱恩·尼尔提出反对。米尔福德·史蒂文森冷漠地回答：“我着手处理的这起案子，依赖于每个人高尚的道德情操。”我步入证人席，在与法官席平视而对的地方，宣读了一份不短的书面陈述。这让我颇感不适。我本想提供瑞典反应停和解协议的最新消息，不料尼尔提出问题时，被首席大法官所打断。
“真的吗，尼尔先生？我们正在处理一个全新的案子。这跟瑞典的和解协议有何关系？”
尼尔先生：“如果阁下认为这对法庭没有帮助……”
首席大法官说：“现阶段，我真的不认为你有资格引入新的事件。”
我进一步消耗着法官大人们的耐心。总检察长已经仔细考虑过，如果我们的报道刊出，英国酿酒公司就可能会面临压力。为了回应尼尔的一个问题，我对法官席说：“法官阁下，十余载后，我们的法律非但没能伸张正义，反倒给民众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创伤。我是在代表我收到的诸多来信发言。让人倍感不安的是，虽然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但这些受害儿童的父母仍旧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首席大法官：“你在书面陈述中已经说了，这些受害儿童父母处在崩溃的边缘。”
“是的，法官阁下。”
首席大法官：“我们必须明白，这个法庭上说过的每一个字，都可以在明天公之于众。如果我们在这里展开此类事实，就误会了本次的开庭目的。我需要让你知道，书面陈述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你的态度，再给调查施加压力就是错误的举动。”
判决禁止了我们起草的建议。一旦诉讼程序启动，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间的利益天平便失去了平衡。不得“向当事人施压”的要求得以通过，这也是总检察长所主张的，尽管他选择不再起诉我们的报道，并认为这些报道带来了真切的压力。法庭没有对已刊载的报道再作追究，但是他们应该发现，我们在藐视每件事情：“在这起案子中，我们没有看出笃信法律义务和笃信道德义务之间的区别。”幸运的是，一个不同的观点已经在议会中被采纳，案件暂时被搁置了。然而，这无益于法庭早日做出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