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英国酿酒公司的新传票让一切重归审理之中。就在这之前，《星期日泰晤士报》对当时的和解协议，在首页做了一版的批评报道，题目是：《一磅肉价值几何？》（What Price a Pound of Flesh？）[2]。依据普雷维特—培智备忘录的观点，这的确是一个例外，但说明不了什么。有关反应停的报道，暴露了一个法律灾难和当下新闻业的短板。
初秋，菲利普·奈特利带回了第二针强心剂。他一直在密切关注英国酿酒公司的动向。他们和另外389个晚些时候起诉的家庭进行了秘密谈判，这些家庭怕极了，对方律师警告说，但凡给报纸泄露一点儿风声，就一个子儿也别想拿到。其他人还被告知，他们会丧失手中的法律援助证书，进而无法从公共基金那里得到援助。
好在奈特利已经赢得了一些人的信任，手法和他对菲尔比的调查如出一辙。他属于粘液质[3]的那类人，但他走进我的办公室时却显得非常激动：“我们就不能做些什么吗？他们大多已准备签字了，赔偿金额只有1969年受害家庭的一半，1969年的一半啊！”
今年（1972年）早些时候，一位成功且自持的梅费尔艺术商人大卫·梅森曾引发过一阵短暂的震动。他拒绝和其他受害父母一道，接受一个325万英镑的信托基金。而英国酿酒公司提出，他们的赔偿报价取决于所有受害家庭都能全盘接受。
受害父母的初级代理律师金伯·鲍，以及顾问御用大律师詹姆斯·米斯金接受了这个条件。梅森则拒不接受。对他来说，这简直就是施舍，而且是吝啬的施舍。受害父母的律师团将梅森告上法庭。作为受害儿童的诉讼代理人，他和另外五个家庭被法官辛科利夫从本案中剔除。这就意味着，孩子们在法律上的赔偿决定权，交到了一个无遗嘱财产管理人的手中。
这个决定稍后被高院的丹宁勋爵[4]推翻，所有受害人也借此获得了拒绝英国酿酒公司的权力。不过，丹宁赋予的自由和接下来数月的谈判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沉默背后强加于人的，是对法律的蔑视和恐惧。一份霸王协议即将诞生。
“1969年的一半，”奈特利说，“普雷维特和培智已经证明，1969年的全额赔偿不及所需金额的一半。这个全额赔偿已经打过四折，现在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减去一半……”结果真是这样的话，一个无臂的小姑娘长到十几岁时，只能依赖不超过6 000英镑过活。这区区的6 000英镑是够支付特殊护理的费用，还是能抚平孩子的痛楚，或是换回失去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