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协议
案件的拖沓让人出离愤怒，不过也在情理之中。那时，我们一直以为，这些案子能迅速、公平地在法庭外解决。眼下的首要任务，就是阐明灾难发生的始末。当局没有开展过任何公开调查。既然大多案件业已搁浅，法庭上也就不会曝光什么文件。我认为，对于这样的危险药品，公众有权知道其具体的生产方式，以及新的安全规程是否到位。这也一直是我们在这场反应停战斗中的奋斗目标。
但是到了1972年，我们的重心因为两针强心剂发生了变化。一时间，埃文斯仅仅需要回应我们更多的要求。他笔下的历史，很有可能成为影响案件的因素。
我告诉埃文斯，我要立刻、直接地介入诉讼。目的很简单，也无可争辩：为受害儿童的父母获得更多赔偿。“詹姆斯，这对你来说是一次真正的挑战。”我说，并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副本交到他手中。这是我坚持出版的第一针，也是最救命的强心剂。
在这份备忘录里，满是疼痛、疾苦和被剥夺生命快乐的计算公式，它首次向人们展示了，法庭判给反应停受害儿童的赔偿金额是多么荒谬可笑。有意思的是，所有这些信息，早在1969年便由一名杰出的调查记者收集完成。此人就是布鲁斯·培智。我把他调来主持反应停的工作。
培智曾在约翰·普雷维特的《现代法律评论》上，阅读过两篇复杂的长文。作者是伦敦一家名为培根&伍德罗公司的保险精算师。根据1969年的协议，他抨击法官利用经验法则[1]修正了赔偿金额。受害儿童的律师一直认为自己这方理屈词穷。于是，他们与被告公司达成了和解：如果受害儿童能在法庭上赢下一个过失诉讼，那么就能全额得到公司支付总额；现在则只索要其中40%。
辛科利夫法官否决了保险精算师的证据，并且拒绝将通货膨胀纳入考虑范围。普雷维特曾向法庭说明，根据过往判例，一名四肢残缺的男孩在27岁时就会花光全额的赔偿金裁定额，何况现在只能拿到全额的40%。约翰·威尔默斯则指出，政府已经保证会控制通货膨胀。法官也同意，谈论物价上涨完全是“空穴来风”和“无端猜测”。
根据普雷维特的计算，一个受害儿童至少需要106 000英镑弥补收入损失和特殊护理。然而，支付的赔偿仅有24 000英镑——最后得到的赔偿金，更是只有这个数字的40%，即区区的9 600英镑。
尽管相关信息早在1969年就大白于天下，上述情况却仍令人震惊不已。根据普雷维特在听证会上提供的证据，常规的法庭报道本足以曝光这场灾难。然而，普雷维特在媒体上只是昙花一现。当赔偿金的裁定额公布时，这个数额和伦敦报业的刻板印象发生了冲突：报纸的大标题把孩子们的赔偿金和彩池赢家的“财富”联系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