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协议(1)

霸王协议

案件的拖沓让人出离愤怒,不过也在情理之中。那时,我们一直以为,这些案子能迅速、公平地在法庭外解决。眼下的首要任务,就是阐明灾难发生的始末。当局没有开展过任何公开调查。既然大多案件业已搁浅,法庭上也就不会曝光什么文件。我认为,对于这样的危险药品,公众有权知道其具体的生产方式,以及新的安全规程是否到位。这也一直是我们在这场反应停战斗中的奋斗目标。

但是到了1972年,我们的重心因为两针强心剂发生了变化。一时间,埃文斯仅仅需要回应我们更多的要求。他笔下的历史,很有可能成为影响案件的因素。

我告诉埃文斯,我要立刻、直接地介入诉讼。目的很简单,也无可争辩:为受害儿童的父母获得更多赔偿。“詹姆斯,这对你来说是一次真正的挑战。”我说,并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副本交到他手中。这是我坚持出版的第一针,也是最救命的强心剂。

在这份备忘录里,满是疼痛、疾苦和被剥夺生命快乐的计算公式,它首次向人们展示了,法庭判给反应停受害儿童的赔偿金额是多么荒谬可笑。有意思的是,所有这些信息,早在1969年便由一名杰出的调查记者收集完成。此人就是布鲁斯·培智。我把他调来主持反应停的工作。

培智曾在约翰·普雷维特的《现代法律评论》上,阅读过两篇复杂的长文。作者是伦敦一家名为培根&伍德罗公司的保险精算师。根据1969年的协议,他抨击法官利用经验法则[1]修正了赔偿金额。受害儿童的律师一直认为自己这方理屈词穷。于是,他们与被告公司达成了和解:如果受害儿童能在法庭上赢下一个过失诉讼,那么就能全额得到公司支付总额;现在则只索要其中40%。

辛科利夫法官否决了保险精算师的证据,并且拒绝将通货膨胀纳入考虑范围。普雷维特曾向法庭说明,根据过往判例,一名四肢残缺的男孩在27岁时就会花光全额的赔偿金裁定额,何况现在只能拿到全额的40%。约翰·威尔默斯则指出,政府已经保证会控制通货膨胀。法官也同意,谈论物价上涨完全是“空穴来风”和“无端猜测”。

根据普雷维特的计算,一个受害儿童至少需要106 000英镑弥补收入损失和特殊护理。然而,支付的赔偿仅有24 000英镑——最后得到的赔偿金,更是只有这个数字的40%,即区区的9 600英镑。

尽管相关信息早在1969年就大白于天下,上述情况却仍令人震惊不已。根据普雷维特在听证会上提供的证据,常规的法庭报道本足以曝光这场灾难。然而,普雷维特在媒体上只是昙花一现。当赔偿金的裁定额公布时,这个数额和伦敦报业的刻板印象发生了冲突:报纸的大标题把孩子们的赔偿金和彩池赢家的“财富”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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