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们本有机会阻止默多克。午夜前5个小时，《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工会几乎就要向法庭申请法院执行令[11]，这会迫使政府将交易案提至反垄断委员会。《公平交易法》规定，报纸收购原则上都要经委员会受理。如果默多克坚持收购，他需要就自己的国际交易、媒体交叉所有权和诚信记录等事宜进行公开作证，汤姆森集团也需要为自己捏造的公司赤字辩护。届时，所有的问题都会抛给默多克，报纸也能重见天日。晚上11:00，工会以超过100票的否决票推翻了提案。一切又回到了现实。
14名来自“掘墓人社”（Gravediggers’Club）的反对者称，如果有我的领导，也许结果会有所不同。作为《星期日泰晤士报》主编和执行委员会主席，我并不是工会的成员。不过我相信他们的判断。我也确实向印刷工会提供过手头的财务报表。如果他们决定选择申请法院执行令，这些报表可供会上讨论、准备证据之用。只是，我从未试图说服任何人为此投票。
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汤姆森集团提交给政府的数据，与董事会和华宝银行拿到的财产说明书不尽相同。他们通过卑劣的手段，让《星期日泰晤士报》摇身一变，成了一家亏损的公司。早知如此，我势必会改变当初的立场。事情的细节将在下文交代，请读者们自行评判。
当时，我决意坚持内部斗争，避免公开冲突。《苏格兰人报》现任主编马格努斯·林克莱特，过去是“掘墓人社”的一名领袖。他曾撰文表示，对我的决定感同身受。他的这份大度，让我十分感激。
正如梅特兰所说，悠悠往事亦是遥遥来日，史学家却很难铭记眼下的事件。现在看来，当时下定这番决心是正确的：汤姆森集团，特别是集团英国执行官戈登·布伦顿和泰晤士报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编辑丹尼斯·汉密尔顿，一心要把《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捆绑卖给默多克。二人都曾供职于这两份报纸，他们身上趣味相投的特点，对《泰晤士报》的主编产生了不利影响。
我与威廉·李斯-摩格[12]通力合作，多少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我们从默多克那里得到保证，确保了编辑工作高度自由。我们又将目光投向另外一边，作为《泰晤士报》的第二大潜在买家，《每日邮报》也是一个威胁。他们的报价比默多克还要高出800万英镑，而且态度坚决。（约翰·葛里格在他1993年出版的《泰晤士报报史》中称，罗瑟米尔勋爵[13]向他亲口确认了上述事实。）
我们到头来发现，选择与默多克同行，才是最大的危险。这并不是因为信赖他的缘故。事实是，即将卸任的董事会和编辑都曾以为，我们束缚住了他的手脚，把他投入了坚固的城堡塔楼。牢门的钥匙，其中一把掌握在一群正直的人手中；余下的，托付给了至高无上的议会。然而，默多克却能像霍迪尼[14]一般，轻而易举地抖落身上的枷锁。他的奸诈诡计，相较于詹姆斯一世时期的政治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呢？且听我娓娓道来。
事实证明，建立在道德假设基础上的制度是脆弱的。一个执著、聪明的人，能轻易捅破这层窗户纸。我与《泰晤士报》的决裂充满了唐突和痛苦。默多克也展示了他波希米亚式的炒鱿鱼[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