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他要求人过严，对自己的家人就要求更严格了。1946年张瑞书结婚了，对象是社里的保育员孟宪月，她有一个十六岁的女儿孟林明，在解放区医学院念书。孟林明记得当年党组织讨论她母亲孟宪月入党的事，张瑞书那时是党支部的成员也在场，大伙都同意了，可是就他说不行，还得好好考查一下。孟宪月后来听人说了，就很不高兴，心想你连自己老婆都不清楚，“我有什么地方不够格呢？”后来还是他在巴黎总工会的王姓老友出来解围，才平息了这场不愉快64。
孟林明知道张瑞书曾经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她还记得张瑞书后背还有一个弹片伤，她说那是在西班牙战场上受的伤，弹片取了出来，可是却留下一道很大的伤疤。在她的印象中，张瑞书很喜欢读书，每天都要读报纸，看《参考消息》，因为他在法国自修过法文，所以也看得懂法文报纸。
1947年胡宗南围剿延安，张瑞书跟着撤退，到太行、平山新华社干部科当干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就来到北京在新华社行政处当干事，1952年调到人事处当秘书65。新华社的同事对他很推崇，认为他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作风严格，“开会总是第一个到会场，衣着整洁，看到别人乱倒垃圾、不讲卫生等现象都要批评。由于他是社中最老的党员，为人正派，大家对他都很尊敬。”66
1958年张瑞书从新华社退休，级别是行政第十三级。社里对他在西班牙内战的历史和在延安的岁月，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因此也没有留下什么记录。一位社里老干部的负责人一再表示，张瑞书文化水平不高，在社里只做些一般的行政工作，张瑞书对新华社并没有突出的贡献67。
随着岁月的流失，延安精神也慢慢地从中国褪色，张瑞书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当年在延安，他们是过着怎样的苦日子，可是那时他们心里是怎样的快活，充满了建立新社会的希望。然而曾几何时，病毒正在吞噬着中国，而他却无能为力阻挡这个趋势，他开始拼命地喝酒。1966年“文革”开始，他虽然血压高，但还是借酒浇愁。1967年在家门前摔了一跤，从此就瘫痪了，但是人还能说话，于是他女儿孟林明就安排他住进她工作的天坛医院，方便就近照顾。1968年他病重了，有一段时间他山东老家的外甥来到北京看护他。据新华社的同事说最后张瑞书躺在病床上，没人照顾，生了褥疮，因感染发炎而病逝，时1968年12月31日，享年七十五岁。他的遗体火化，葬在八宝山公墓68。
张瑞书走了，他的山东老乡刘景田迄今下落不明，恐怕也早已不在人间了。在中国，知道他们俩去过西班牙打法西斯的人，可能就是新华社的一些老干部。1944年，《解放日报》曾经登过他们俩去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的文章，之后他们这段不寻常的历史就没有人再提了，反而国外不断有人提起他们。
50年代时，新华社来了一位苏联籍的西班牙语专家拉戈斯（Adolf Lagos），他提出想见一位中国朋友张瑞书。他说他们俩是在西班牙认识的。拉戈斯原来是西班牙人，当时也参加了国际纵队。拉戈斯终于找到张瑞书，并请他来家里一聚。通过翻译，拉戈斯说他还记得张瑞书在西班牙时是担架队长，在战场上表现英勇。后来中苏交恶，1959年苏联撤退专家时，拉戈斯便离开了69。
1974年西班牙的卡斯特（Andreu Castells）写了一本国际纵队经典著作Las Brigadas Internacionales de la Guerra de Espa?a，刘景田和张瑞书的名字就在里面，上面写道第十四旅中有“两位来自雷诺工厂的刘和张。”70
西班牙内战已是六十年前的往事了，但是最近在法国，莫罗（Jean Moreau）在法国《志愿军协会》（ACER）杂志上写了一段张瑞书的故事。莫罗是1959年到1962年去中国旅行时，在北京认识张瑞书的。他提到1924年张瑞书在雷诺汽车工厂工作，1936年11月到1938年11月，张瑞书在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支援西班牙共和国。文中还附上张瑞书着西装打领带的照片，旁白写道：“张在1917年抵法国。在马德里前线作战。”71
当张瑞书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他心里恐怕是酸楚的，是心不甘情不愿地走了，但谁能剥夺他执著的理想的梦？尽管那是一场破碎的梦，但他对那个理想是坚信不疑的，而且身体力行地去做。日落了，可是有人还看见他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