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罗于是答道：
也许世界上只剩下一片盖满垃圾的荒野，和伟大可汗宫殿里的花园。我们的眼皮区隔了它们，但是我们无法分辨，何者在内，何者在外。
为了厘清一切，忽必烈在皇宫阶梯下摆出巨大棋盘，好让马可波罗只能以无声的移动进行他的描述，可汗想从“无穷尽的陋败与混乱中，找出合理又协调的系统”，他并一直将马可留在身边，希望借由充满规则的棋赛，增加对自己帝国的认识。马可则传授可汗，如何从棋盘上的木头纹理解读自然界过去的奥秘，好比从干旱环境里长成的树干年轮，“几乎未成形的枝丫”，“还未到早春，就想冒出头的”小花苞。[30]
最后，统治者和旅行家两个人挤在一起，看着可汗发现的地图集。他们看到了类似汗八里的城市，可汗曾在此住过；他们看到了耶路撒冷、撒马尔罕，一些波罗记得的城市；他们看到了那些明知其位置却不能前往的城市，像格拉纳达、巴黎、廷巴克图；他们的头几乎要贴到地图上了，二人想象着西方人从未发现的城市，像库斯科、诺夫哥罗德；他们看到了早已消失在地平线下的城市，像特洛伊、乌耳、迦太基。尚未诞生的新城市，像洛杉矶、大阪，则现出了模糊的雏形。[31]他们也浏览了尚未标示的梦中城市，像是乌托邦、新拉纳克、太阳城。[32]他们更看到了在噩梦中纠缠他们的城市，像以诺、雅虎地、美丽新世界。 “没有用的，”可汗说道，“最后一站只能是地狱城，而且就在那儿愈缩愈小的漩涡里，我们会活活地被水流拖进去。”
波罗于是说道：“炼狱不应该是终极目的地；即使真有炼狱，也早已存在，早已因我们的结伙，而存在于我们之间。”[33] 接着二人同归现实。在一阵心意相通的静默中，卡尔维诺安排可汗热情地转向马可波罗：
“回到西方后，”忽必烈询问这位威尼斯商人道，“你愿意将刚才说过的故事，向你的同胞复述一次吗？”
马可波罗不愿正面回复：“我说了又说，”他向可汗表示，
……但是听的人只听到了自己想听的话。您会充满兴趣聆听世界之描绘是一回事；等我回去那天，这些描绘如何在我家门外的码头工人、船夫之间流传，则是另一回事；而待日后，我若遭热那亚海盗俘虏，并与一位游记作家戴着脚镣手铐同关一室，向他口述故事，那就又是一回事了。决定故事的不是说故事的声音，是听故事的耳朵。[34]
波罗的答案绕了一个大圈子，但是这答案的前提却很荒谬：即使舍得放弃眼前的金银珠宝，波罗也没有理由流落到热那亚，和一位作家同囚一室。即使这么不可能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后人为什么要对他的谈话感兴趣呢？
卡尔维诺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而且适用于所有的故事。关键在于耳朵，只听想听内容的耳朵。以几世纪来的中国为例，听众总是按捺不住，老想着“穿过薄雾”，进入“干燥、透明”的空气里。从一开始，西方人对中国就充满了兴趣，几世纪来，新的资料不断，热诚更从未稍减。至今我无法对此现象提出解释。但是本书中的故事似乎证明，中国完全无须改变自己以迎合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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