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文字一转，跳出了历史的轨道。马可波罗成了纸钱的发明者，他叔叔则发明出了以火药推进的大炮，而整个家庭更引入了运送及装卸货物的装配线。在前往波斯的长途旅程中，在马可指挥的船上，阔阔真对他的爱意演变成了狂恋，而他却像得了健忘症似的，一心一意专注在工作及金钱上。
此剧对马可波罗的谴责，混合了悲剧与荒谬。正当阔阔真为了爱情憔悴时，回到了威尼斯的马可，却依旧粗俗、贪财，并娶了他二十年前遗留在家乡的儿时玩伴——如今已步入中年、身形臃肿的朵娜塔。在成群贪婪、嫉妒的亲戚与食客中，二人结婚了，此时，阔阔真因为与波罗别离而发出的悲切哭声，呼应着这一切，“喝呀！干呀！大家尽量开心呀！”当忽必烈的朝臣提议说，他应该派军征服欧洲并将其纳入庞大帝国时，他忧戚地答道：“这版图已经太大了。为什么要征服西方呢？那肯定是块可悲的土地，精神贫乏，物资有限。跟这种贪心、虚伪的地方拉上关系，对我们只有害无益。征服者从被征服者那里最先得到的，是他们所有的缺点。还是让西方去自生自灭吧。”[24]
当剧终时，奥尼尔剧本上有趣地写道，一旦布幕落下，灯光亮起，一名男子即从最前方的座位站起来，打个呵欠，伸个懒腰，戴上了帽子，朝出口走去。他穿着十三世纪威尼斯人的服装，说明了他是马可波罗，“看来睡意蒙眬”。奥尼尔的剧本这么写道： ……刚刚结束的戏剧中的一个片断，在他脑中快速闪过，使他些微有些困惑，并有些不安。他似乎未察觉自己的与众不同，自在地走在人群里，完全融入了其中。到了大厅后，所有因为刚才演出而在他脸上现出的困扰神色，已经消失得一干二净。嘈杂的声音，街上的光亮，立刻使他回复成原本的自己。他不耐烦地等着车子，目光随意瞄着四周人群，他双眼闪着投机的色彩，举止缓慢，带着深知自己身份与地位的尊严。他的豪华大轿车停在路边，他快速钻了进去，车门砰然关上，车子没入了车潮里。在极端舒适的状态下，马可波罗满意地叹了口气，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生活。[25]
经由选择性强调了中国风元素，格里菲斯、庞德及奥尼尔各自修改了他们想象中的中国文化，以配合美国当代政治经济的当务之急。但是一直到了赛珍珠（Pearl Buck），才出现一种独到见解，认为对西方而言，中国最主要的特色，也许是那些最平凡、最不起眼的老百姓，也就是无以计数的农民及其家人们。赛珍珠生于1892年，较乎之前几乎所有的美国观察家，她在中国住的时间最久，对于中国这块土地及其工作的节奏知道得最多，那是因为她生于传教士家庭，长居于长江中游的安徽省。她在中国奶妈照顾下长大，与中国孩童一起读书、游戏，熟知中文。她最受欢迎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发表于1931年，是她在中国期间完成的。书中除了回顾她年轻时期的岁月，还谈到1920年代末期国民党北伐中她个人的经历，她不愉快的婚姻，以及她发现她唯一的孩子严重低能后的伤痛——基于医学上的考量，她终身未再生育。[26]
《大地》是一本强而有力的小说，内容更是清晰流畅；或许那正是它在30年代初期销售超过一百万册的原因（随后改编的电影，更有超过两千万的观众）。尽管有来自普鲁斯特（Proust）的恭维及长篇题词，一般读者也可能以为她深以此为荣，赛珍珠小说一开场，就单刀直入，带出了简洁有力的故事：那是王龙结婚的日子。刚开始，在罩着布幔幽黑的床上张开双眼，他还想不通，这拂晓跟往常有什么不一样。房子里一片死寂，只除了穿过中堂，在他房间正对面他老父房间里，微弱又喘不过气来的咳嗽声。每天清晨，这老人的咳嗽声都是第一个听得到的声响。王龙通常都躺着聆听，直到咳嗽声逼近，他父亲房门上的木铰链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他才开始动作。
但是今天清晨他可没闲着。他一跃而起，拨开布幔。这是个阴暗、泛着晕红的黎明，透过窗上破了一个小方孔，糊纸啪哒啪哒响的洞眼，他瞅见了泛着青铜色的天空，曙光微露。[27] 王龙必须到隔壁乡镇的“大房子”里，接回他的新妇，她是那房子里签有契约的家奴。这趟行程对他而言，就像到了异域一般，毫不意外地，他饱受羞辱与欺骗，但是他得到了他的女人，带她回家，占有了她：
“我的女人就在那里。这事儿得办了。”
他强悍地开始脱下自己的衣服。至于那个女人，则匍匐在布幔一角，无声无息地铺着床。王龙粗暴地说道：
“你躺下的时候，顺便把灯灭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