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故事会广受欢迎，因其正好揭露了愚蠢西方领袖的无知，而此无知亦即傅满洲所谓的“无可救药的单纯”。因为无论起因于马可波罗时期的蒙古西征，还是当时的义和团之乱，西方人始终都生活在“黄祸”及东方人野蛮行为的阴影下。当佩蒂特躺在傅满洲面前时，他了解自己“正被这个白种人公敌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个毫无慈悲心的非人类，聪明才智源于黄种人的冷血、富于心机、残忍，黄种人至今已将数百，不！至少数千个女婴，丢到专门设计的井里淹死了”。[41]为了强调中国人冷酷的形象，美国人在政治演讲或法律案件中，经常用“蒙古人”代替“中国人”。“中国人不是高加索人，”一件判决摘要这么写着，“我们欣然承认这个事实。中国人是蒙古人。”[42]
鉴于中国在国内外均频遭外国人羞辱，中国人超人智慧的迷思开始遭到质疑，许多作家也留意到了这点。以杰克·伦敦（Jack London）为例，他在他的小说中还将中国人描述为强盗，专门在美国西海岸侵入他人的捕鱼区偷鱼，到了最后，他却强烈褒扬在夏威夷白手成家，老于世故的中国百万富翁。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他又描绘了在南海旅行时他曾遇见的中国人；这些人由于本质单纯，受到当地法国人势力无情的剥削。
在1905年之前，杰克·伦敦发表了首批有关加州中国渔民的故事，其中特别强调他们强硬又不诚实的个性。[43]等到他在1909年的《哈珀杂志》发表《支那人》（Chinago）时，他又回到了早期，谈论中国人单纯性格的主题。杰克·伦敦这种论调，违反了当时的潮流，在《哈珀杂志》接受他的文章之前，他总共被十一家杂志退过稿。[44]只要读过吐温的海阿松，对于杰克·伦敦法庭中的一幕，必不会陌生：阿周不懂法语。他坐在拥挤的法庭内，既疲倦又无聊，听着官员们轮番迸出无休无止的法文。这些话听在阿周耳里，只是叽咕一片。他极讶异法国人的愚蠢，花了这么多时间，还找不出杀害忠家的凶手，而且根本不来问他。农场里五百个苦力全都知道，阿山就是凶手，而阿山此刻正好端端地坐在庭内。苦力们私底下协议过，绝不上庭彼此指控；但是，这事情这么简单，这些法国人应该知道阿山就是凶手。这些法国人实在太笨了。[45]
基于这种团结的默契，已经在农场里干了三年，二十二岁的阿周，在面对棉花田工头的询问时，一概“以一问三不知来搪塞”。虽然如今他成了嫌疑犯，他却自信早晚会无罪获释，因为他根本就是无辜的。在他看来，法国人如果严刑逼供，事实真相必可很快水落石出，但是他们却笨到连这点都想不到。阿周哪里晓得，读者们早已心知肚明，在这块由英国公司拥有，法国人经营，德国工头卡尔·舍摩尔负责的大溪地农场里，法律概念早已名存实亡且模糊不清了。
阿周一边听着不知所云的证词，一边思绪早已飞出去，幻想着自己获释后的景况：他下半辈子都会当个有钱人，有一栋自己的房子，有妻、有子，孩子们长大后都会敬重他。还有，后院里要有个小花园，那是他休息、沉思的地方。小池塘里有金鱼，树上有风铃叮叮响，院子四周还有高墙围绕，以免他的休憩受到干扰。[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