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发表了一连串个人看法后，做了结论，认为中国移民完全置身于美国主流社会之外。他的论点，犹如十八世纪的思想家孟德斯鸠、赫尔德、黑格尔，未将中国人列入世界历史。
他没有在文明进化中留下任何痕迹。他没有为自己争取任何民权；他没有要求投票权。他认为挨揍理所当然；他坦然接受政府及私人对他的强取豪夺；他面对强盗、杀戮无怨无尤。也许他就该这么认命。基督教文明，明文规定了他的证词无效；认为异教徒犯罪后，应得到较基督徒严厉的惩罚；视他们妇女的柔弱为惺惺作态；认为他好赌是因劣根性使然。因此借由基督教文明的洗礼，他至少可以学习到忍耐与顺从等美德。[35]
包括吐温、哈特及其他同时代的作家在内，他们的作品都混杂了个人成见、对神秘中国的好奇，以及自我满足。一大批有关中国的通俗小说就这么出现了，更精确点，应该将它们称为“中国城小说”。这些小说通常都有基本事实做根据。十九世纪末，中国城摄影师阿诺德·根特（Arnold Genthe）的作品即清楚显示，即使穿上了西服，大多数中国男人仍蓄着辫子，他们往往将辫子盘在头上，外面戴着一顶圆顶礼帽。有些中国人一定是从家乡带来了抽鸦片的习惯，并将大部分辛苦挣来的钱，都用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他们通常单独漂洋过海，有时候也与其他男性结伴而行，在纯男性的圈子里，任何能吃的东西都可成为他们的盘中餐，而妓女则是他们唯一的泄欲对象。在复杂的法律网路下，无论是从商、求学或工作，他们都备受歧视，以致他们若欲透过法庭解决问题，均须花费大量时间、巨额金钱，这使他们在中国城里，形成了紧密的社群。而原本的“慈善机构”，也经常化身成为控制集团，除了他们在陌生土地上提供保护，也提供懂得他们语言的人，作为他们的后盾。不过这些集团却经常会透过保护商家、控制毒品、妓女、赌博等渠道，讹诈金钱，甚至彼此恶斗；有时他们会拼得你死我活，有时是莫名其妙混战一番。对于中国人的行为，美国社会则自多重的思考线路中建构出了自己的解释。[36]
在早先类似吐温和哈特所著《阿兴》的剧作中，滑稽逗趣的台词还只穿插出现在剧中，但如今，这些词句却贯穿整个戏剧，随处可见。表面看来，两位作者对中国移民的境遇似乎颇为同情，事实上，他们却由白人矿工及其妇女针对中国人发表的评论中，表达了强烈敌意。自《阿兴》中随意挑几页，即可发现如下形容阿兴的句子：“那个黄疸病人的斜眼儿子”，“偷洗矿槽的老鬼”，“口齿不清的白痴”，“道德毒瘤”，“政治顽疾”，“脑袋空空”只有“猴子般的模仿能力”，“百分之百的无知”。[37]
由于这些剧中台词，加上其他无数来自新闻界、政治界的言论，以及一般人原来就有的印象，在十九世纪末有关中国的小说里，中国人普遍被描绘得富于心机、危险、不可靠、邪恶。1900年，义和团之乱时，侨居于加州的英国籍医师道尔（C. W. Doyle），开始他中国城小说系列的第一本；这些小说讨论中国人的无情无义，如何严重威胁到白人的价值观。道尔的故事，以一位名为康隆的卑鄙中国骗子为主角——这名字或许会让有些读者联想到马戛尔尼觐见的清帝乾隆。康隆在耶鲁受过教育——这点倒和真实世界中早期留美学生容闳背景雷同——在其白人室友雷（Ray）影响下，康隆爱上了“莎士比亚、拜伦，以及大卫赞美诗”。康隆的回报，则是让雷染上鸦片，并提供中国歌女服侍他。他还强迫雷利用电子工程方面的专长制造出杀人机器。康隆以铁腕控制旧金山的中国城，凡是挑战他权威的人均遭杀害，他还可以随意拆散他人家庭，并将受害者的女眷据为己有。当雷质问他的一项指令时，他以“不在乎的口气说道，中国城经常有意外发生”。[38]
道尔发挥的特性还不完全成熟，到了1910年，这个角色的特性，才在英籍作家萨克斯·儒默（Sax Rohmer，又名Arthur S.Ward）塑造的傅满洲（Fu-Manchu）身上得到充分发挥。傅满洲的诞生，使得邪恶的中国人在国际上有了明确的定位。较之康隆及其他前辈，傅满洲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非常聪明，“堪称未来几世纪所可能产生的最了不得、最邪恶的天才”，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纵横四海的黄色帝国”。他的女奴后来也成了戏剧中的样板，“穿着中东后宫嫔妃的薄纱衣服，手指和细白的手臂上，戴满了俗丽的首饰，双眼就像神秘的潭水，随时准备蛊惑人的灵魂”。[39]但是在傅满洲面前，这双眼睛就不值一提了。老和傅满洲唱反调，笨手笨脚的英国医师佩蒂特（Pettie），这么形容他：高背椅上坐着傅满洲医生，他穿着一件绿色袍子，上面绣着什么东西，第一眼还看不出来，不过现在我看出来了，是一只白色的大孔雀。一顶小帽盖在他惊人的脑袋瓜上，他一只鸟爪般的手放在黑檀木桌上，微朝着我坐，脸上毫无表情，透露着极端的邪恶。也许是脸上显露的慧黠，傅满洲医师有我见过最恶心的脸。而那双绿眼睛，绿得像暗夜里的猫眼，有时像鬼火般跳动着，有时覆着一层恐怖的薄膜，不太像人眼，更不像有灵魂，比较像从地狱里溜出来的怪物，现在暂时住在这个骨瘦如柴、双肩高耸的人体里面。[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