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政治，不可避免地就要谈到争论，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中国开始出现新的政治风潮，此时西方的修辞学必然多少可以派上用场。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7年，国民党首次大规模肃清共产党，共产党于是转往乡间，开始游击式社会主义阶段，接着便是对日抗战。对于中国激进因子具有感知的人，有许多不同的国籍背景，看法更是不尽相同。安德烈·马尔罗从法国作家的中国风写作风格，转而在小说中激情介入象征“人间命运”（同名小说）的中国革命。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认为，从中国经验中，可掌握革命残忍的程度，以及在革命大背景下似是而非的同情。至于像美国人埃德加·斯诺这种反威权主义者，则从中国游击式社会主义以及毛泽东质朴的行止中，见到了中国人民获得救赎的希望。格雷厄姆·派克则认为，中国人的神秘微笑，在他所有的经验里是他个人最感兴趣的部分。
自波罗于1270年代描述全能的忽必烈汗开始，中国统治者的神秘权力就一直是许多西方人观测的对象。在十九世纪末中国特别衰弱的时期，以及从中国最后一个王朝1911年灭亡之后的四十年间，这种对中国中央集权的看法，已经被对地方性暴乱及潜伏威胁的观照所取代。等到中国由共产党重建了中央集权制度，特别是此政权之本质及随后残酷的朝鲜战争，又将一些观察家的兴趣带回到早期的神秘权力。然而此时，这些观点又与其他的恶劣经验——亦即斯大林主义及纳粹主义，在这两种主义之间似乎孕育出了新的极权组织，而且此组织还能融入绝对专制与绝对统治中——交相混融。在魏复古（Karl Wittfogel）针对过去两世纪意欲建立体系的尝试所作的分析中，以及根据历史记载针对中国皇帝滥权的讨论中，他就表达了这种阴郁的观点。当尼克松和基辛格1972年展开著名的中国之旅，以期重开中美双方关系时，他们对毛泽东的看法虽然较为温和，在某些方面却也类似于这种对古代君王的看法。在法国作家让·列维（Jean Lévi）的小说里，这种神秘权力的滥用以及所谓绝对权力的空洞化，又再次获得强调，而在他对帝权特质的描述里，则又回到了一世纪以前异国风味在法国流行的时代。
本书以三位二十世纪公认的天才作家对中国的观测作为完结篇——虽然这三人从未踏上中国的土地。以他们作总结，等于重新强调贯穿本书的一个主题，亦即中国优点的明证之一，就是它有能力在特定时刻激发并且集中创造力。从这三个例子里，我们看到，借由中国，弗兰茨·卡夫卡表达出他对威权与个人努力的看法，博尔赫斯将流动的时间聚在一起，并呈现了人类意识无限多组合的可能，卡尔维诺则借着多重记忆与经验，使得跨文化的接触与交叉成为可能。
读者们可以看出，这不只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更是一本关于文化刺激与回应的书。基于此，我们委实没有必要责怪或赞美那些制造了这些观测的人。这些刺激经常是被看作负面的，回应因此也相当严峻。但是有些时候，这些刺激却非常甜美，于是进行观测的人，也会无视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其他现实层面，沉浸在喜悦的忘我状态里。更多时候，读者们也想象得到，这些回应是浑杂一团的，而且时间、空间相互重叠，因此想要区分彼此根本是不可能的。[2]
有人认为，这些观测有许多将抽象的中国具体化，甚至加以污蔑，这个看法无疑是对的。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评估，经常都既草率又不正确，这些评估也许出于想象，也许根据成见。当我在使用“西方”这个名词时，同样，我也将孕育我的文化具体化了，也许有人会说——确实很多人这么说——根本就没有西方这种东西。也许吧。然而我们在本书中检视的那些进行观测的人却觉得他们分享了一些共同传统。
在这本书里，我们讨论了许多人，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向另一个世界伸出触角，每个人对那个世界都有不同看法，但是他们都一致称此世界为中国。他们不见得了解这个国家，也不见得尝试了解。他们大多数人知道，就像我们大多数人知道一样，偏执、轻易受骗上当、无知，是紧密关联的。他们大多数人也知道，文字可以变得非常暴力，并具有强烈的杀伤力。我们在他们之中看到了许多带着优越感或是轻慢意味的文字；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许多充满尊敬、热情、敬畏的文字。从两组文字中，读者均可追溯出文化与历史的根源。
身为历史学家，我对现实世界中不同层面互相交叉、重叠的现象深感兴趣。窃以为，我私下是这么相信，过于概括性的言论通常都是偏离事实的，个人经验也很难反映出所谓世界潮流。正是在此信念之下，我汇集了这些有关一个伟大但遥远的文化的观测。我们必须想象着我们的领航员和海上探险家——或许还有我们的骗徒，以及那些伤心人——手上拿着相当简陋的仪器，便成就了自己的观测。而且，握着这些仪器的手，还经常因为酷寒而龟裂，或是因热汗而显得油腻。我们的向导正立在不停摇晃的倾斜甲板上，经常因飞沫而视线不明，或者被突然穿透云层的阳光迷惑了双眼。至于他们所向往的地点，则依然又遥远又隐讳不明——“带着哭丧的色彩”——正如绿蒂说的。更何况，他们甚至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来对了地方。不过，这个风险，却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尝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