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认为，并不一定要借由实际的经历，才能感受到中国的冲击力。因此，紧接着这些外交官——他们一向自诩为现实主义者——之后，我谈到了一些与他们同时代但是从未去过中国的人，这些人以小说形式表现他们心中的中国。此时，他们四周，皆是唾手可得的写作素材，因此，无论是笛福还是戈德史密斯的创造力及强而有力的文章体裁，或是沃波尔（Walpole）的讽刺文，他们对中国的看法，都吸引了前所未有的广大读者。基于中国的普受欢迎，加上当时喜好模仿中国文化的风气，受影响最深的法国人，就为此现象取了“中国风”（Chisoiserie）这个名词。在十八世纪时，还有一些大思想家，也被从未涉足的中国深深吸引。戈德史密斯曾让他虚构的中国叙述者惊诧地发现，英国人居然自以为比他还懂他的国家。无论是莱布尼茨、孟德斯鸠、伏尔泰，还是赫尔德，似乎都受到类似的指责，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从可得的历史资料中找到自己的观点，尝试创造一个体系，并将他们理解的中国置于其中——不过至少前三位作家曾和熟知中国的人，或是通信，或是见面会谈过。
当启蒙运动发展到最高潮的革命时期，并转进一个全新纪元的十九世纪时，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人显然在过程中扮演着桥梁的角色。至于简·奥斯汀扮演的桥梁角色，则是全然不同的，她说明了女性也开始成为中国的观测者了。她在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里引用马戛尔尼勋爵日记，虽然仅仅一闪而过，然而再加上她弟弟法兰克在广东的亲身经历，却也让我们了解到，十九世纪新一代的西方女性，即将亲身并且长时间地成为中国的观测者了。这些女性多数为美国人，她们笔下的中国，也因为她们的性别与国籍而出现了新风貌：当我们依序读过该世纪初期的埃尔萨·布里奇曼（Elza Bridgman）、中期的简·埃德金斯（Jane Edkins）以及晚期的莎拉·康格（Sarah Canger）和伊娃·普莱思（Eva Price）后，透过她们的双眼，我们见到了充满魅力却又危险重重的中国，其中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更为她们的经验写下了完结篇。
十九世纪中期，为了生计，中国劳工首度开始远渡重洋到美国，他们将聚居地建造得类似自己的家乡，于是就出现了美国的中国城。对于那时的美国人来说，中国已经来到家门里了，这让他们极为不安。马克·吐温与布莱特·哈特（Bret Harte）所观测的中国，混合了茫然、哀伤与恼怒；他们难以在当时的中国文化脉络下了解这些新移民，因此，他们都尝试让个人的误解人性化，亦即将个人的经验以小说的形式表达。然而当他们一面抗议似乎含有种族歧视意味的社会风气时，一面却又不自觉地表现出了歧视的态度。接下来的作家则更进一步，创造了一系列崭新的、充满仇恨意识的中国人形象：将十九世纪末期的中国城小说，不知不觉地融入了傅满洲（Fu-Manchu）的世界里。
与此同时，法国人也将两个世纪以来对中国的集体观测与经验加以过滤，形成了一种相当有条理的看法，也就是我所谓的“新异国风味”，其中混杂了暴力、魅惑和怀旧情绪。绿蒂、克洛岱尔、谢阁兰这三位作家，在1895至1915年之间，分别于不同时段居留中国，而且都自信，自己已充分掌握了这个国家的神髓。虽然他们下笔时，均不脱想象的成分，使得他们无法充分表现出中国人的性格，然而由于三个人都是深具影响力的作家，他们倒也大幅拓宽了西方读者的文学视野。
在确认了——也许有点过分自信——所谓的法国异国风味后，我开始思考，美国社会里是否也有某种中国风味正逐渐成形，正取代中国城粗俗的形象。像格里菲思（D.W.Griffith）《凋谢的花朵》这种电影，虽然再度强调传统主题，认为中国是胁迫和脆弱的化身，但同时也探索了中国文化核心里的一些长远价值。此外，无论是庞德对中国诗作及历史的长篇探讨，或是赛珍珠重建中国乡村生活价值的细腻尝试，都以几乎全然不同的方法追寻相同的主题。比较严苛的观点，则有像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复述波罗与忽必烈汗的关系时，带有反资本主义意味的寓言，或是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所述，美国西部小镇毁于中国人激情的故事。虽然谈的都是地方性的中国事物，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认为，这些故事都触到了一些永恒的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