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民族激情成为凝聚企业成员的内在精神后，通过对它的阐述，就可以引申出企业存亡发展的危机感和艰苦奋斗的紧迫性与必要性来。
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话语中，国家民族不时处于严峻的时刻，即使在和平年代，也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因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任正非既把公司存在的价值与民族使命紧密联系到一起，并且承袭着爱国主义的话语方式，来教育华为人应该如何热爱公司。1995年9月，在《华为基本法》讨论编写阶段，公司发起了“华为兴亡，我的责任”的企业文化大讨论，一名华为人在讨论文章中写道：“华为的产品从诞生那天就使得自豪与危机、骄傲与紧迫成为每一个华为人心中的混合体，这也成为激发华为人生存、竞争、发展的动力。”这种表述，可以说是大讨论带来的典型观念。
华为内部也通过不断的宣传教育，强化这种情感的张力。比如早年任正非无论是访问俄罗斯、印度还是日本、美国，都会给员工带来一篇访问感悟，在这些感悟文章中，他都会通过谈论国家经济实力的比较，国际政治时局的变化，来展现全球不同国家之间严峻的竞争形态，以此呼吁员工通过不断的艰苦奋斗来增强国家实力。
作为公关策略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情结，不仅成为早期华为内部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其实也是公司对外彰显的企业形象之一。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电信设备市场是一个“七国八制”的市场，即来自七个国家的八家厂商、八种制式的机型垄断了国内市场。具体就是，来自日本的NEC和富士通，来自美国的朗讯，来自加拿大的北电，来自瑞典的爱立信，来自法国的阿尔卡特，来自德国的西门子和来自比利时的BTM等八家跨国企业分别占据了中国市场。这些设备不但价格昂贵，而且由于制式不同，电话经常掉线，给普通消费者的使用带来极大的不便。1989年，“巴黎统筹委员会”对我国实施大型程控交换机禁运制裁，更让人们对这种被动的市场格局产生了受制于人的复杂感受。
凭借着可以媲美外国同行的产品C&C08的成功推出，华为成为有望打破“七国八制”僵局的重要成员，呼应了改革开放潮涌时期人们对中国民族企业的期望。华为自身认识到这样的期望，并对这种期望不断加以强化，树立出抗衡外企垄断之势的企业英雄形象。
1994年7月20日，总第8期《华为人》上，刊登了一则背景为中国地图的大幅广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中国要发展，唯有靠自己。”1994年8月20日，总第9期《华为人》上，华为的广告语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华为都意味着高品质。”
1994年10月2日，《华为人》开篇文章的标题以红底黑字写着：“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1994年，胡锦涛视察华为时，任正非本人在汇报中也提到，华为参加北京电信展览时，其产品被用户亲切地称呼为中国人的争气机。而他本人更表示：“华为的观点是与国外厂商竞争，而不是与国内同胞抢市场。”
在固化民族企业的形象之同时，华为也在政府层面进行公关，吁求国家提供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任正非在《对中国农话网与交换机产业的一点看法》的文章中说，国外厂家凭借雄厚的财力和本国政府的支持打进了中国市场，而整机进口产品实行免税、减增值税政策，国产产品纳全税，这非常不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他透露说：“上星期天（1994年6月1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深圳接见了我，多次谈及通信产业的政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也说了，国家要有主力机型，要逐步以国产为主，国家很快解决取消国外交换机利用商业贷款获得免除关税、增值税的做法，保护国内工业，使国内工业出于公平竞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