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华为的成长历程、企业文化建设的策略，以及在市场上的战略战术，华为的成功之路可以用任正非多次使用的一句话来形容：风华绝代总是乱世生。华为自创业以来，正值全球通信市场的快速发展时期，此为外部环境赋予的“乱世”；华为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之一，是通过不断的运动，打造一个始终处于创业状态的团队，这是内部环境自我生长出来的“乱世”；而华为民营企业的所有制身份，不能得到体制化的关照，使公司比它的竞争者更多一份积极进取的基因，这是“乱中求治”的能力，因此才能在沧海横流的市场大潮和技术演变中逐浪而行，遂成笑傲江湖的“乱世英雄”。
回到华为的企业文化建设议题上来，也许我们又会产生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华为的企业文化建设为什么会成功？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许我们应该仔细审视任正非的个性、经历，以及华为的企业体机制。
笔者以为，任正非在华为扮演着“君父师三位合一”的身份，兼具了老板、老师和父亲的三重角色。他个人的成长年代和家庭出身让他成为一个有着强烈责任感并且自我价值感甚高的人，一方面是作为公民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一方面是作为个体对他人的责任感，这两种责任感既培养了他远大的抱负，也让他对他人甚至是人性有着深切的理解。任正非长兄如父的家庭出身培养了他严厉而无私的个性和品德，而父母的教师身份让他对知识文化保持着敬畏，焕发出强烈的学习精神，并且展现出道德自持的一面。任正非也是个自视颇高的人，他曾对人提到，从军队转业之所以来到深圳，乃是怀抱了一个有为青年的梦想，羡慕这里的开放体制可以实现更多的人生作为。华为者，中华有为也，华为的企业名称就是一个侧面的印证。这种人生理想的感召与道德品质的修炼，加上他本人极强的学习能力，使他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领袖。
非常重要的是任正非的军旅生涯，这段经历既培育了他的集体主义观念，也教会了他如何激发集体精神的方法。他在公司发动的各种大型文化运动，如大合唱、庆祝会、颁奖典礼、学习会、自我批判运动，都运用了集体化的办法，具有了强烈的鼓动性。与其他企业家相比，任正非还具有一项独特的能力，就是高超的写作、演讲能力，加上他本人对企业意识形态的重视，使得他十分注重内部的宣传、鼓动和沟通工作，这让华为的企业文化建设呈现了丰富灵活的色彩，而不是程式化的说教，因此更易于被员工所接受。任正非的这一点，与毛泽东最为相像。他热爱写作，文章也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他持续开展的自我批判如同整风运动，要人“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的“深淘滩，低作堰”虽然来源于都江堰治理理念，但听起来也像“深挖洞，广积粮”的最高指示。
华为是一家民营企业，而任正非创业之时已是阅历丰富、人情练达的中年人，他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合伙人，所面对的都是儿女一辈的员工。这也意味着，任正非在和员工相处的过程中，价值观上有着明显的优势。这让他在华为的企业文化建设让拥有了绝对的主导权，可以任由挥洒。他所传达的理念，既不会遭到公然的反对，也很难遇到腹诽式的阻力，只要这些理念具有可操作性，落实起来就很容易。这也是任正非的企业文化理念能够得到顺利推行并且发挥作用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