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巫术迟暮
马林诺夫斯基说巫术没有起源，诚然，历史上根本找不到“装神弄鬼”的起点，故看官们该承认巫术是早期人类必备的“行囊”。
《诗经·大雅·大明》：“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尚书·召诰》云：“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天子卜问上帝，尊天事鬼以治人民，神学色彩浓厚之处正可见在殷人的信仰危机之后，周人也作出了相应的宗教努力，他们扶正了敬畏感与神圣性，而争取与“上帝”更加亲近，“在帝左右”，以“配皇天”。周王的“天子”之称在后人看来是了不得的“自大”，殊不知《新书》说纣曾自谓“天王”，此处有商王“诟天侮鬼”的狂傲。
“上帝”是个近不得也远不得的神秘存在，近则食之无味，远则弃之可惜。何为社会最大之悲哀，那就是真理必由三种势力规定，即凿空蹈虚之专制政府、虚张声势之神鬼代言人，以及不可理喻之顽固传统。走出这最大之悲哀，才能叫作“其命维新”。
抛开部族冲突，周人毕竟为天下“树德”了，“不可不敬德”的意识也经由二王、三公的言传身教以及史官之笔共同弘扬出去。华夏文明的起点很高，一开始就远离了只手遮天的祭司阶层与神权统治，走向了人文的积淀与制度的建设。赵国曾夺取了东周的“祭地”，无奈的周君向臣子郑朝大吐苦水。郑朝献上一计，他用三十金买通赵国“太卜”，待到赵王生病时，“太卜”便给出“巫医”诊断结论——周之祭地作祟！害怕的赵王最终归还了祭地。由此故事可知，“太卜”在战国末期已沦为收黑钱的贪官污吏，完全没有了千年前的那种神圣气质。
虽然占卜的习俗远未消失，但和奴隶现象一样，都是普世长存的，只是紧要程度大大降低。“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史记·龟策列传》）直到纪晓岚时，“蒙古以羊骨卜，烧而观其坼兆，犹蛮峒鸡卜也。”（《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周后期之筮也比商人之龟卜稍为进步，周人也不会丢弃那些用过的蓍草龟甲，而是珍藏起来，整理排序，悉心总结，终至易学发端。
先秦儒家是将《易》视为传统遗产而用心的，孔子晚年喜《易》，攻读刻苦，以至于韦编三绝。他曾说：“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古之遗言与？龟筮犹不能知也，而况于人乎？”（《礼记·缁衣》）南人应是宋人，宋人乃殷人之后。卜筮多要反复，故讲究恒心。有恒心则有收获，这收获就是殷周神学文化的汇通。孔子学易有成，再传给商瞿、子夏。子夏功力不够，盖因其擅长与易学迥然相异的文学领域。而荀子更说“善为《易》者不占”。孔子的后人孔僖更是反对以占卜决定人的命运。其实，在春秋末年的侯马盟书那里，卜筮材料相对于人事记录就已经少得可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