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瑞·莱文森：开始很多新的导演有一些直觉。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好故事，那就来拍摄电影，但是90 年代有一些转变，有一些人并不知道人们希望看到什么样的电影。比如说电脑行业的苹果公司，它是整个创新方面的领头羊，因为他们公司的核心（史蒂夫·乔布斯）还活着，他有很多新的想法，可以说他对整个公司的发展负起了很大的责任。可以说在80 年代起着作用的电影人消失了，当时很多人并不清楚到底应该拍摄怎样的电影，他们不知道观众会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电影，对某种类型的电影会有什么反映。
休·赫德森：那个时候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电影观众，主要是一些年轻人，他们看了很多MTV，受此影响，他们希望电影可以同样地讲故事。除了要讲一些人性的故事，你还需要其他一些拍摄的手法，来制作年轻人喜欢的电影，所以导演必须寻找到一些可行的资源，我觉得将来拍摄电影会变得越来越难。
德瑞克·艾利：我想问王全安导演，我想知道你们过去电影制片厂的体系是如何运作的，在过去的8 到10 年，我们发现中国越来越市场化，但是你们还是有很多大的制片公司。你正在拍《白鹿原》，《白鹿原》是一个历史全景大片，你之前拍摄的都是小成本的制作，你是不是要向制作方推荐这个电影？你如何解决这个项目的融资问题，来确保拍摄高质量大场面的影片？
王全安：中国的情况是钱比较多，融资比较方便，很多盲目的钱也比较多。两位同行谈到的这种状况：融资成为一种困境，听起来他们可以到中国来融资，然后拿到美国去放映，因为中国有很多投资人是比较盲目的。中国现在处于一个很混乱的阶段，同时很有生机，很有张力。这个时候有很多经验是自己建立的，没有一种固定的方式，不管是投资人还是导演，都在摸索的阶段，这可能是一个我觉得最有意思的阶段。比如说我来拍像《白鹿原》这样在中国艺术片最大的制作，没有人说一定会成功，基于文化水准还是商业来负责，如何使这样的问题获得平衡，谁都没有经验。
我个人还是希望能保证拍电影的前提，就是我自己希望电影是什么样的，假如说和电影不吻合，我争取说服对方，如果不能说服，我会放弃。德瑞克·艾利：为这个项目融资困难吗？
王全安：不困难。因为这个小说比较吸引人，里面有很尖锐的政治问题，有很多比较吸引人的东西，真的为这个电影买账的人很多。
德瑞克·艾利：你认为中国的投资人和电影制片厂，他们对于中国现在拍摄的电影类型是不是更加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