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也赞同妈妈根据自己的意愿整理‘红皮箱’。不过，我不认为妈妈下定决心要彻底毁掉哥哥的‘水死小说’计划。如果是那样的话，就算建起堤防之后也还发了几次大水的期间，她只要吩咐我把‘红皮箱’扔进河里不就行了吗？
“我呀……说几句感伤的话吧，我觉得妈妈一直爱着哥哥，她认可哥哥迟早完成一直挂念着的‘水死小说’之事是哥哥的自由。只是她意识到，哥哥自己对于爸爸所抱有的想法是错误的，而且还必须要写出来。那不就是因为妈妈……恐怕与她爱着哥哥一样……在爱着可怜的爸爸吗？妈妈认为爸爸人生中最糊涂的事，就是被那位先生的书信给弄得不正常了，就是受其影响，在战争临近结束之际，想要与那些军官干点儿什么的往事。因此，如果存在那些能够成为证据的东西的话，就要一件不留地全部销毁，对于妈妈来说，这种考虑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因此，每当打开‘红皮箱’时就想扔掉充满那种号召的书信，这同样是理所当然的吧？开展实际行动的号召，与其说直接来自爸爸的那位先生，莫如说也是从先生在各地的崇拜者那里得到的。妈妈在很长时期内不断烧毁那些书信，是因为她觉得爸爸可怜吧。唯有那些书信的信封不是留下来很多吗？我在晾晒书籍和信函时，也读了其中一个内容，写着‘大兄在森林里的师团的’等字样、含有戏弄意味的内容。就算那种计划是事实，可真正相信了那个计划的，也许只有父亲一人，所以那个计划遗留下的，不也就只有一个人的水死之体吗？
“哥哥在小说里描述那样的计划，究竟有什么意思？妈妈这样推想，不也很正常吗？尽管如此，即使只剩下了信封，妈妈也没有扔掉。于是，我怀着遵循妈妈遗志的想法，一直守护着‘红皮箱’。”
“是啊，就像你最先说的那样，我对爸爸一直抱有幻想。
“另一方面，妈妈期待着，期待我把与这种幻想所不同的、并不太愚蠢的爸爸写入小说里的那一天将会到来……你能说出这些来，在我来说，又是一种新的震撼啊。总之，是新的信息。”
“说是哥哥发表《万延元年的Football》(〖注〗1967年1月，大江健三郎开始在《群像》杂志连载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Football》，至当年7月结束。同年9月，由讲谈社出版同名长篇小说单行本)三年之后，从那时起就一直在写着的‘水死小说’的、截至当时已经完成并誊写出来的部分，连同卡片一同寄过来时，妈妈要求正在京都的我‘回来读那些东西’，这是‘因为自己不太明白’……
“如果说起哥哥为什么要让妈妈看那种正在写作之中的小说，那是因为希望妈妈同意你查看她手中的‘红皮箱’，那里面存有把小说继续写下去所需要的资料。我告诉妈妈最好拒绝这个要求，妈妈随即表示，其实她自己也读了那份材料，与我的意见相同。然后，我就在回信中写了妈妈和我的一致想法。古义哥哥很快就坦率地接受了这一切，让我很吃惊，说是撤回自己有关‘红皮箱’的希望，寄来的草稿不妨烧掉。当时，妈妈高兴地说：怎么能做那种过分的事！我想放到‘红皮箱’里去，这可是时隔二十年的新内容！妈妈之所以会那么高兴，是阿亮虽然处于困难之中，却仍然创作出题为‘森林里的奇异’的音乐，在等待将其录了音的录音带送达这里之前，妈妈再也不考虑其他，就是这么一回事。
“然而，就在将到未到一年之际，哥哥却发表了《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我代替受到打击的妈妈刚表示抗议，哥哥就说道：无论谁读了，都会明白这是虚构的作品。就像你也知道的那样，我并未参考‘红皮箱’里的资料。作为小说的那种内容，我曾在书信里表示过，你们应该明白。我把爸爸作了讽刺画式处理，对我自己的批评也以夸张手法写得很严厉。妈妈那冷静的批判紧接其后，明显是作为精神正常之人的声音而写出来的。在整部作品中，我倒是表现了自我批评。就连这些都要否定吗？难道这不是在侵害创作自由吗？我和妈妈都感觉到，自以为成了东京人的那个小说家，已经不同于我们曾称之为古义的那个人了。于是，就出现了那么长时间的断绝关系。于是，在那期间，妈妈一直为之而苦恼。”
刚一沉默下来，妹妹便开始流淌眼泪。她用力闭上双唇，已成黑红色的脸（那也是我妈妈的习惯，没用手掌遮住流淌着泪水的脸），如同当地上了年岁的妇女之原型就在其中一般，显露出简单化了的愤怒表情。
“时隔四十年后归还的这部分古义哥哥的‘水死小说’，是以讲述‘很长时期以来，自己一直在做着这个梦’而开始的吧？然后你接着写道：至于那是把现实经历过的往事作为梦境之源，还是实际上先在梦境里见过，再将其认定为现实、重又在梦境中见到的呢，现在已经弄不清楚了。‘哥哥你装什么糊涂呢？’在返回的夜间列车上读着那段话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难道不就是实际发生过的事情吗？我被哥哥领去后间(〖注〗正房后面的和式房间)看父亲，还触摸过躺在被褥上的爸爸那湿漉漉的发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