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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前，我的家庭里诞生了头盖骨缺损的长子，实际生活中的这种困境，后来却为我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新的转折。长子阿亮在同残疾斗争中成长的经历发挥了媒介作用，千樫与四国老家恢复了交往，我也自然而然地同那种平稳的家族关系联系在了一起。不过，关于我的“水死小说”序章和卡片以及“红皮箱”，家母却没有从自己口中说出分毫（她曾对我妹妹感慨地说起自己的想法，说是“古义在峡谷里生活的少年时期，钻进了非常危险的地方，由于我是歪扭着把他给拨弄出来的，所以他的人格也受到了扭曲”！因此，这或许是她不想重复教育上的失误），直至九十五岁去世时，家母一直都是如此。留下死后十年再交给我的安排后，家母过世了！
尽管如此，我从不曾怀疑自己不久后将写作“水死小说”。不过，若问起我曾否将“水死小说”强行置放在我生活的不同时期的正面，那便是或于某个时期我独自一人旅居海外期间，或是在我一直敬爱的某人死去之后，回想起来倒是确有这样的例子，却从不曾让我坚持开始写作新的文学草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