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唯有一次，我曾开始写“水死小说”，那还是我三十刚出头的时候。当时我写了《万延元年的Football》（〖注〗 1967年1月，大江健三郎开始在《群像》杂志连载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Football》，至同年7月结束，9月由讲谈社出版单行本。作者时年32岁。），认为自己的磨炼取得了相应的成功，便想到用“水死小说”试着检验这次磨炼的效果。我将小说开首那一章以及与此同步的一些文字素描，寄给住在四国森林里已年逾六十的母亲，并在另附的信函里表示，希望妈妈让我打开她在上海旅行时买回来的那只“红皮箱”，查阅续写这部将家父置于中心的小说所需要的资料。然而，原本最早说起“红皮箱”中塞满了小说素材的家母并没有直接回复，连小说的草稿也没寄回来。无奈之余，我断了继续写下去的念头，却于翌年夏天，在愤懑的驱使下，发表了《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注〗 1971年10月，大江健三郎于《群像》杂志发表中篇小说《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在这部作品里，我将家父与孩童时代的我本人甚至连家母，都予以讽刺画般的处理。
与家母一同生活的亚纱寄来了明信片，上面写着：“相较于哥哥在小说结尾处写的妈妈那些冷言冷语的台词，妈妈以更激烈的言辞批评了你，说是我们只能与古义（我的惯称）断绝关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