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克了解到,尼克松很关注美国的对外实力,于是他把工作目标说成是确保“美元作为居于世界领导地位的储备和交易货币的关键地位”,好像美元是核弹头一样。[43]他说,对美元主导地位的主要威胁来自“一种普遍的认同,即当有大量美元希望兑换成黄金时,会因美国的黄金储备不足而无法满足兑换要求”。[44]沃尔克点出了“过去四年美国强烈的通胀压力是破坏美元信心的主要因素”。[45]他把美国的不合理做法与德国的良好经验进行了对比,指出德国“将抵抗通胀作为头等要务”,并建议,我们应当“在固定汇率体制框架下,增强货币目标的一致性”。[46]
沃尔克提到的“货币目标的一致性”反映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脆弱性。他深知,如果没有各国央行之间的合作,固定汇率体制就会崩溃,成为三头怪兽——后被称为“三元悖论”的牺牲品。[47]“三元悖论”有时候被称为“罪恶的三位一体”,其思路在于,如果各国承诺实施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就必须实施同样的货币政策目标。但如果各国保持不同的利率水平,就会产生对冲基金行业在21世纪所谓的“套利交易”。但利率之差,早在圣经时代的埃及投机行为被发明之初,就已成为外汇交易商的主要食粮了。[48]这一并不复杂的策略把投机商变成了非常富有的套利者,并最终摧毁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外汇投机商并非特别虔诚,肯定也不会比华尔街更虔诚,但当他们祷告时,他们会祈求金融上帝赐给他们两个汇率固定但利率不同的国家。例如,当德国利率为7%,而美国利率为4%时,投机商就会以4%的利率借入美元,换成德国马克,再用马克来投资获得7%的利息。只要美元和马克之间汇率固定,他们就可以在不承担风险的情况下,稳获3个百分点的利润。[49]3个百分点听起来不算多,但如果外汇交易规模为尚不算大的1亿美元的话,那就是300万美元。只要肯做,投机商可随时从事此类交易,因为这是一种无风险、高赢利的套利机会,而且还不需要任何自有资本(他们想借多少钱就能借多少)。投机商已经达到了天堂的境界。
这种境况对投机商十分有利,使他们既赚钱又开心,但对固定汇率制度来说,却不啻于梦魇。投机商无限度地购买德国马克、出售美元,便将马克币值推高,而使美元贬值。根据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德意志联邦银行必须干预,在市场上释放出马克,买入美元,以阻止美元继续贬值。但是如果投机商不停手,德意志联邦银行最终也只得停止买入美元,否则全世界就到处都是马克了。为了防止马克泛滥,他们将允许汇率浮动,成为“三元悖论”的牺牲品。
考虑到投机冲击如此这般就能轻易瓦解固定汇率制度,各国政府为了维护本国币值稳定,纷纷织就出一张张资本管制的大网,以阻碍投机盛行。沃尔克早期在财政部工作时,曾协助设计过此类管制措施。经过了当时的年轻气盛和欠缺谨慎,使得沃尔克后来成为一个坚定的反对政府干预派。卢萨曾经酝酿过“利息平衡税”,即对国际投资征收特别税,防止美元外流,投资到外国的高收益债券中。他把这个想法交由沃尔克去设计具体方案细节。可是最终在立法环节却导致了若干光怪陆离的豁免请求:对加拿大要例外,对日本要例外……谁叫嚷得最凶谁就能享有豁免。[50]沃尔克发现了“完美想法与实际应用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51]
在白宫内阁室作汇报时,沃尔克就表达了对施加资本管制的反感,主张“货物和投资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但年轻时那种缺乏稳重的态度又占了上风,他也退一步承认:“我们的国际收支赤字状况将持续需要施加资本管制措施。”[52]他对自己这种心口不一的状态甚感烦恼,在其毕生的职业生涯中他都在坚持原则和实用主义之间回旋挣扎。但是,在场的政要都没有对这种只有高官才具有的所谓“人格分裂”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相反,他们都在耐心等候,看沃尔克会为美国提出什么样的国际货币政策建议。然而,当时房间里只有一个重量级人物例外,那就是美国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