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关于英国摩德族和摇滚乐手的研究《公害与道德恐慌》（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现在已成为经典，道德恐慌的概念由此流行起来。科恩认为在以下情况会发生道德恐慌：
在某种情况下或某个事件中，一个人或一群人出现并被定义为社会价值观和社会利益的威胁，它的本质被大众媒体以一种风格化和模式化的方式呈现，道德栅栏由编辑、主教、政治家和其他一些头脑正常的人操纵，社会认可的专家提出诊断和解决方案，发展或（通常）采取应对方法，然后这种情况就不见了，被淹没了或弱化了，消失在人们视野之中。
（科恩，1980：9）
科恩的道德恐慌观点的第二阶段意义尤为重大，包括它对“媒体只是简单报道发生了什么”这一“常识”观点的批判。科恩对20 世纪60 年代英国摩德族和摇滚乐手（这正是他标题中所说的“公害”）之间冲突的案例研究，显示的正是这样一个新闻进行选择和呈现的过程。媒体对冲突的报道简单化了造成这些冲突的原因，给参与其中的青年贴上标签并污蔑他们，煽动公众感受，并鼓励当权者实施反击性的威慑行为。（关于后来对此种道德恐慌概念应用的有益讨论，可参见Critcher，2003）。
讨论青年、“反社会”态度行为和通俗音乐之间的历史性关系，意味着将文化作为一种政治问题进行考虑。在更深层次，围绕新媒体产生的道德恐慌是文化政治和文化霸权持续重组和不断争执的小插曲。支撑关于通俗小说、漫画、电影、电视、MV、通俗音乐流派和表演者的争论是一系列关于通俗或“大众”文化的消费行为，这种消费行为经常被认为与“高等”文化传统截然相反。这种二分法在评估特定的文化形式时不能作为肯定的基础。区分“高—低”文化的整个概念必须被视为一种社会构造，建立在以阶级为基础的价值判断之上。更恰当的观点是，分别以特定文化形式的正式品质和它们对顾客而言的社会功能来看待它们，同时特别注意一点，任何评估首先一定与产生并欣赏它的群体有关。在通俗音乐中尤为如此（Shepherd 等人，1977）。知道了这些基本观点之后，现在我要开始讨论音乐和道德恐慌的案例。
摇滚乐：恶魔的音乐
20 世纪50 年代初期的音乐产业和社会大环境为摇滚乐做了准备。伴随着全民就业，经济普遍繁荣，青少年作为一个重要的消费群体出现，开始对属于自己的音乐和服装产生需求，并发展出一种基于世代的特征。在1956 年之前，通俗音乐由美国声音主导，其缩影是不断出现的“歌手”形象。这种音乐大部分都很安全、实在，科恩称之为“豪华舞厅时代——这是大乐队的黄金年代，所有东西都是柔软的、温暖的、细腻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虚构的”（Cohn，1970：11）。在这里，很少有什么是年轻人能够认同的，尽管像约翰尼·雷（Johnny Ray）这样喜欢引起骚乱的表演者代表了摇滚的原型。
